小时候，我曾经确信自己是＂祖国的花朵＂。父亲十五岁开始就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在战火中出生入死十几年，后来也有革命残废军人的殊荣和不大不小的一官半职。所以我小时候家中常常很热闹，来来往往的叔叔阿姨很多，大家都很亲热。后来忽然有一天，阳光明媚的日子不见了，几乎所有的叔叔阿姨们都成了陌生人，接着而来的是母亲在家中常常和父亲吵架，我在班上的小小职务被罢免，同学几乎都不理睬我，我变成一个十足的丑小鸭，每天面对着讥讽和冷漠。压抑的童年显得格外漫长．．．，儿时的我每天都盼着快点长大。
一次次风雨坎坷的＂运动＂，父亲变得越来越的沉默了，而我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十足受害者。我对＂运动＂越来越怕，欢乐越来越少。在沉重的日子里长大了，上山下乡时我刻意远离家门，虽然吃苦，但身体上的苦比起心灵的创伤要好受得多。后来进了大学，童年的阴影才渐渐远去。
我少言寡语，但思想却常常难以平复。有一天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我豁然对＂难得糊涂＂产生了新的领悟，我也终于明白了父亲是无辜的。只记得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我郑重的写下了给父亲的信，告诉她，女儿为他而骄傲，因为我彻底明白了父亲的失势完全是为了他的刚正不阿。后来，父亲的情形并没有因为女儿对他的理解而有任何的好转，但可贵的是他也从不妥协讨好。
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一年多之后，父亲被他们单位保卫处的头头（曾是他多年的部下）敲门带走了。当时家中只有父母和我的不满六个月的女儿，当妹妹把这个坏消息带给我时，我正因病住在医院里。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已经把我们都锻炼出来了，经验告诉我们，父亲毫无疑问是绝对无辜的，问题是如何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把父亲这个好人救出来。
接下来的整整十五个月，我们从开始的怀抱幻想向政府，报社以及可以想到的各级部门投诉，到后来的极度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