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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
若大一个中国,数十亿人众,保持舆论一律本是件难事,然共产党做到了,方法也很简单:一曰杀人、二曰整肃、三曰洗脑。建国之初一个“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杀了二百万的“敌对势力”,至于“整肃”及“洗脑”则是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的目标,因此直至“文革”结束鲜见不同的声音,整个中国被弄成一种声音,一个步调,用行话说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大大小小的运动可以说已把中国人整得胆小如鼠。 而中国的国民性似乎也并不甘于此,于是有了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民众公然表现反叛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竟然使得当局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一伙极不得民心的执政集团以政变方式被逮捕法办,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一个鲜见的案例――既水可以载舟也可以复舟。 89年的六四屠杀及之后的清洗,虽然暂时使民众保持沉默,但是一种新的叛逆和反抗则在沉默中酝酿和形成,十年之后又以一种新的形式破土而出,这就是98年的政治反对派――中国民主党的出现,99年法轮功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出击。这两个有组织的反对派的出现并非出自偶然,它只是89年无组织反抗的一种延续,是简单的自然法则导致的一种自然现象,虽然当事者也许并不明白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意义,但它代表了“天意”或自然之意。 “法轮功”之所以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它的信众之所以充分表现出了那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气慨,全在于他们秉承了一种冥冥之中的神密力量,这股力量使得中国人恢复悟性、胆量和勇气,这就是使这个民族几经死而复苏的力量,我们且把它称为“中国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各个方面,法轮功只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代表,中国人恢复了自我意识,中国开始苏醒,这就是法轮功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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