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改制度的强迫劳动一直是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财源。对犯人的惩罚并不一定随着那一枪击中犯人的后脑而中止。犯人的家属被迫支付那子弹的钱。在不到二十年以前，一种抑制免疫系统从而可防止接受器官移植者的身体对新器官排斥的药物CYCLOSPORINE被引入中国，然而，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劳改营已转变成为经营死囚器官的公司。
魏京生，这位哥伦比亚大学人权中心的人权推动者，在1998年6月4日的美国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和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当他身为死囚犯时，一个卫兵告诉他，“几乎没有例外。先给犯人打麻醉，就象杀猪一样……我们用布把他们包起来，再把他们带到行刑的地方。无人在乎他们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而且，魏先生还说，他通过一位二十岁的同狱死囚犯人的合作，证实官方违背犯人的意愿摘取器官。那位姓张的年轻犯人与魏约定，假如他看到配有摘取器官装备的医疗组在等着他被执行死刑时取他的器官，他就大喊：“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医生。”假如没有看到这些情形，张就象其他被处死的犯人那样喊叫。
经过了一长段时间的沉默，张传来了信息。“我第一个反应是满足感，知道这个证据已证实了官方非法摘取器官的事实。但这种感觉马上就被另一种感觉代替了。”魏先生对国会的委员会说，“我第二个感觉是心头非常沉重，明白这位年轻人用了他的生命记录了一件难以置信的罪行。假如我没有机会把这罪行告诉别人，假如我没有机会争取制止这种罪行的继续，那么，我必须向这个年轻人道歉。一直以来，我深深体会到这种责任感。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恶行。”
吴弘达在劳改营里度过了19年，他也曾在国会作证。他的劳改研究基金会指出，枪击犯人的子弹的用法反映了器官的市场：枪击头部，说明肝脏有人要，枪击胸部是因为需要眼角膜。国际大赦组织也报道一种在中国已得到接受的毒药注射方法可用来处死犯人而不致伤害关键器官，也可用来模糊生和死的界限。
他们给年轻的不吸烟的囚犯作血检和医疗检查来评估囚犯的器官是否与正在到来的病人相匹配，调查员解释道，法院再随后确定行刑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