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绍智说，毛泽东当年承诺几十年不变，实行新民主主义，也就是在政治上自由民主，在经济上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可是1952年毛泽东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自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而去追随毛泽东曾经批判过的斯大林主义，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加速工业化。中国从此走上了左倾的不归路。苏绍智说，在毛泽东的一系列谎言中，最大的谎言就是大跃进：“大跃进和其他还不一样，其他可以说是先头答应，后来没有实行。但是大跃进一开始就是谎言。制订了各种高指标，刮共产风。亩产几万斤粮食谁能相信呢？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也不会相信。”
苏绍智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农村已经饿死人。如果此时中共还有一点点的党内民主，新闻还有一点点的自由，那么，局面还是能够得到及时扭转的。苏绍智说，可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不但不反左，反而反右，把彭德怀、张闻天等4人打成反党分子。苏绍智说，其恶果是根据官方统计，大跃进导致非正常死亡以及该生没生的人有4千万人。
中共压制不同声音始于延安整风
美国哈米尔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李成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压制不同的声音从延安整风开始，到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到达登峰造极。不过李成认为，自从经济改革以来，党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文化革命以后，有很多的反省，包括党内的领导人，对说假话的风气，对所谓的表态这种制度化的做法都已经进行了批判。实际上中国现在政治会议并不很多。所以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李成说，随著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私有企业的发展，严格控制人的单位制度被削弱，这给人们带来很多自由空间。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出版社比起过去来可以决定出版什么作品，至少可以决定不出版什么。另外，官方媒体也经常批判说假话的风气。“实话实说”、“焦点访谈”等电视节目都是成功的典型。因此，李成认为，中共在实事求是问题上向好的方向发展，共产党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现在跟80年代之前不同了，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当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是一个以农民，以军人为主体的政党。经过了50多年的变化，尤其是在80年代初包括很多知识分子，技术官僚都成为共产党的中坚力量。”李成说，中共的内部运作过去全靠行政命令，全党服从中央，现在则更多地靠协商、妥协、讨价还价，当然还需要行政命令来解决冲突和矛盾。
中共最显著的谎言之一是社会主义
不过，在纽约的老资格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靠说谎话取得政权，现在仍然靠说谎话维持政权，最显著的谎言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现在是保护经济特权阶级的一个政权。如果说共产党过去讲阶级斗争的话，中国目前阶级斗争条件完全成熟。因为少数有特权的人占有国家绝大部份的财富。普通老百姓非常苦。”司马璐说，共产党要以社会主义做幌子，实际上使用的是比资本主义还要残暴的封建剥削手段，已经不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李成教授则认为，中共的合法性和政权的维持依靠很多因素：“维护政权有很多因素，它的合法性建立在很多方面，建立在领土的统一，建立在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的基础上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几个合法性得到了很多民众的支持。”李成说，当然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要依靠实事求是，恢复历史真相，但是有时过程是复杂的，有很多因素穿插，比如历史环境、社会稳定程度、贫富差距、党内各派势力的交锋等等。
苏绍智说，目前中国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中共更要全力控制舆论，掩饰真相，扼杀不同声音。他说，中共出于既得利益，不可能放弃一党专制。正是因为中共做的很多事情影响其形像，危及其合法性，所以中共需要在建党80周年之际提出要大讲三个好，而不许讲文化大革命，不能批评毛泽东，以免影响中共的光辉形像。
苏绍智认为，中共这个集权主义的政党使用谎言作为重要工具，而谎话说得太多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在上下都说谎的情况下，真理难于立足。中共现在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大问题，那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没有道德标准，也没有区别真理与谎言，区别善与恶的标准。”苏绍智接著说，其次，民众不再相信政府的政策。此外，说谎话也是上行下效，当中央的好政策跟地方利益不符合时，就会出现地方欺骗中央的情况。苏绍智说，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上下交相骗，而国危矣”，他认为，中国上下层相互欺骗，从而使中国陷入危机之中。(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