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紀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爲「天可汗」。當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爲太上皇，仍在凌煙閣置灑慶賀。上皇李淵自彈琵琶，皇帝李世民則當衆起舞，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後唐軍又攻佔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西，與波斯及印度接觸。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並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6英里，南北5英里。現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1／8。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劃興築，全成分爲110個方格，南北馳道竟有500尺寬，無疑的在當日已經打破世界諸種紀錄。

因爲各國朝貢使節衆多，各種服裝離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於貞觀三年（公元62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念盛況。茲後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
使」，更是規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爲「班田」。奈良和平安（現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計興建，只是範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劃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據《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觸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中「朝貢」的二十九，「納士」的六，「歸附」者五，「和戰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勝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並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歸，太宗親自詔見，並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翻譯工作。茲後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典的不下數十人。其他景教、襖教、摩尼教也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軫域，授以官位品職。L.CarringtonGoodrich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兇狠的爭端相較，成爲一個顯然的對照。」

打開這局面的，當以唐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力量爲多。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對唐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多，趙翼的《陔餘叢考》書內有提及。

李世民18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李世民策劃。並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擔任獨當一面的軍事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並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７世紀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的黃金時代。經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有如魏徵所說：「譬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於聽政，勇於就諫，是以徹底的運用了機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

據稱「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最爲歷史家豔稱。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批評的多，但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幾乎一致的恭維和讚歎。

公元628年，李世民遣出宮女三千餘，令之「任求伉儷」成家立業。

633年唐太宗讓死刑犯309人回家，命令他們秋後自己返來監獄就死，結果所有的死刑犯到期都自動回來了，唐太宗全部赦免了他們。

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編者按：讓人民安居樂業，門不閉戶，旅行不用帶乾糧，走到哪裏都有人樂施幫助，人人相見如賓，這才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歷史，這才是中國人民的老祖宗。

而中共的老祖宗是舶來之貨，沒有繼承一絲一毫的中華優秀文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進口僞劣產品，而且進口的還是巴黎公社流氓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與蘇聯共產黨的極權獨裁專制，它轉而用來迫害和鎮壓中華兒女，破壞中華文化與歷史遺產。共產黨就是靠流氓起家的，沒有巴黎公社流氓，也就沒有共產主義之說；沒有流氓就沒有共產黨。所以，共產黨也一直在講自己是流氓無產者，或稱自己爲流氓無產階級，的確，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流氓史，充滿了卑鄙，陰謀，自私，暴力與破壞。

中華子孫們，我們的老祖宗和流氓中共的老祖宗從根上就是兩碼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