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艾滋病母子
面色蜡黄，口部生疮，脸上、手上、胳膊和腿，凡是能看见的部位，无不黑斑点点，像一群苍蝇吸附在上面。这是李娟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29岁的李娟带着孩子远远地站在自家门前，看我们跟她公公老陈说话，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转。没一会儿，孩子两条瘦得像芦柴棒一样的腿，软了下去。
“他站不住。”老陈解释道。对艾滋病并没有太多忌讳的老陈，抱起小孙子，有些惨淡地笑着：“我这个孙子才两岁零四个月。”这个靠交罚款生下的孙子，是爷爷心中的最痛。
刚刚满月，孩子就发烧、咳嗽不止，到县医院一检查，说是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让孩子吃了1000元的药。去年中秋节，李娟病倒了。老陈说：“开始腿上长了几个疮，后来身上起疙瘩，接着是持续的低烧，咳嗽，不能吃饭，烂嘴。”老陈曾哭着跟县检察院的朋友说：“我心里镜子似的，我晓得他们娘俩得的是啥病。我怕老伴知道受不了打击。只有一个人晚上躲在被窝里哭。”老陈的怀疑，与一个教授的到来有关。
去年7月的一天，湖北医科大学一附院传染病教授桂希恩来到文楼村。晚上，桂教授来到陈家，从身上掏出50元钱，叫李娟和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子。
第二天，老陈带着在医院拍的片子，找到桂教授。桂教授抽了李娟的血，说县里的条件有限，回到武汉才能确诊。
桂教授也要给孙子抽血，老陈没同意。“我家所有的希望都在孙子身上，我怕……”
“后来，桂教授来信了，说李娟得的是那个病。”春节过后，老陈终于没有憋住，带着孙子抽血检查。“万一不是呢?!”
没有万一。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药要吃，被邻居夺了下来。从此后，李娟再不说一句话。
距离老陈家大约三十米处，几间平房藏在一片蒿草和杂树丛中。村民孔运星用手一推，院子的篱笆门立即倒下。院子门早就腐烂了。房子的男主人也姓陈，年初死了。孔说：“刚说他得了艾滋病，没几天，就不行了。”孔很悲戚，“他老婆一个月不到，就带着儿子走了。”
死得最早的是44岁的吴平。孔从地里找回正在干活的陈新、吴平的丈夫。陈新朝茶几上吴平的黑白遗像瞥了几眼。
1997年吴平开始犯病，胸口疼。“我在齐齐哈尔打工，家里有几亩地，她一个人干得很好。她身体很壮实，我以为吃吃药就好了。等我1999年春节回家过年，她已不成样子了。”陈新说，他背着妻子去郑州、漯河、驻马店的大医院治疗，医生说是胆囊炎。去年7月18日，她老是拉肚子、发低烧。县医院的大夫最后给她做了血样化验。大夫给我讲：吃过药，能挨过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第四天，吴平死了。
离开陈家，一个小伙子抱着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追过来。“你们是来发药的吗?”他问。“我父亲年初死的，53岁，我哥6天后也死了。可怜我哥才三十几岁，留下一个小孩，怎么办?”村民说，他父亲和哥哥就埋在村口，还有对妯娌也埋在那里。孔运星说，从去年至今，死于艾滋病的有12个。蛇年的春节，文楼村异常恐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很多是因为死人而响起。从农历正月初一到三月初一，两个月零一天的时间，7个人相继死去。他们的症状几乎一样：拉肚子，持续低烧。
血祸
“都是卖血惹的祸!”陈新说起妻子的死因，一脸的痛苦。他掏出妻子生前留下的“献血证”。这两本1992年的“献血证”，片断地记载着吴平的“卖血史”。仅1992年9月30日，到1992年12月18日，吴就卖了12次，有时只间隔1天。
村民们说，文楼的12个死者，全部有“卖血史”。有的长达10年之久。孔运星说，文楼卖血的历史有二十年左右。
“前些年，村里人卖血跟疯了似的，卖血盖房子。十几岁以上的人，没有几个没有卖过血的。谁不卖血，村里人会戳他脊梁骨，说他不务正业。有人为了把血卖出去，还给血头送礼，一天重复卖好几次。”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有个‘黑血站’在俺村采血。村里头人山人海，卖油条的，卖菜的，像个自由市场。那场面真让人痛心。没有消毒器材，也不用化验，反正大家都卖过血，知道自己是啥血型。只要你叫一声，人就躺在脏兮兮的地上抽起血来。我上去指责血贩子，村里人都骂我：谁像你月月都有工资，我们不卖血，喝西北风呀。”上蔡县政法部门一位曾在文楼村开展过工作的干部说，上蔡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穷，当年卖血成风。
上蔡县的农民，很多人一门心思卖血，成了“铁血敢死队”。“敢死队员”不单跑遍了省里的血站，还远赴武汉、长沙，甚至于新疆去卖血。
一些村民介绍说，起初是“全采”，后来是“单采”：把血抽出来，提取血浆，把红蛋白加些营养液再输回体内。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文楼卖血的高峰期。3000人的村子，1000人卖过血。
现在，包括迟迟不愿承认的有关部门也说：“上蔡的艾滋病是由卖血感染的。”
上蔡震惊社会
今年3月，河南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高耀洁教授到文楼村送药，一百多人的队伍让高触目惊心。周围一些村庄的村民也赶来，拖住高耀洁：“去我们村吧，我们那儿比这儿艾滋病人还多。”孔运星说：“不远的南大屋村，这两年死了三四十个青壮年劳力，症状和我们村的人一样。”上蔡县一位机关干部说：“县城这几天又死了好几个艾滋病人。”文楼村乃至上蔡县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一些文字材料上说：桂教授在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验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例呈阳性。
桂教授对记者说：“这个数字不准确。我将结果告诉了一个帮我的当地医生。他凭印象跟别人说了这个数字。我向有关部门承诺过，具体数字不对外公布。我所能说的是，这里的艾滋病的确严重，非常严重。”桂教授说，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不仅仅在文楼村，“上蔡县其他的村庄也很多。”年初，河南省卫生厅去文楼抽取了152个人的血样。化验结果如何?村民们不得而知。
8月18日，在上蔡县防疫站。一大早，就有五六个村民在抽血检查。然而，据了解，真正肯花80元钱检查的村民很少。
记者和孔运星走到村尾。一个农民对孔大骂了一声。孔说：“他们现在不相信记者。”
河南一位王姓女记者初来文楼时，大家争着接受采访。“他们希望舆论能促使县里面帮帮他们。可是陆陆续续十几个记者来了，什么作用也没有。相反，他们的蔬菜没人买，他们的子女的婚嫁也变得麻烦起来。”担心自己有艾滋病的人、确实有艾滋病毒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开始坐卧不安。花几万元医疗费仍然死去的艾滋病人，让他们备感绝望。
桂希恩也感到不安：绝望的村民对艾滋病非常无知。
一个丈夫得艾滋病死去的少妇，改嫁了。桂希恩说：“我非常害怕。村民们愚昧到不知道性传播会得艾滋病。”
最近一次去上蔡，桂希恩专门去了妇幼保健站，婚前检查竟然没有艾滋病这一项。
可怕的冷漠
“上蔡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对此，我非常寒心。”桂希恩说。
让他知道文楼有艾滋病的是他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一个当地医生，老家在文楼。文楼人生病了，都喜欢找他。乡亲们为何接二连三死于“怪病”?迷惑不解的学生给老师写了一封信。
1999年7月，桂第一次来到文楼村。他的发现让他震惊。他找到上蔡县卫生局。“我愿意无偿地进行检验，调查报告交给你们。”卫生局拒绝了他的“热情”。他又找到一些部门和地方官员，依旧是拒绝。
两个月后，桂教授再次自费来到文楼。他对记者说，“这一回，我是偷偷进村的。”他检验了一些村民的血样。而后，他惊慌失措地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没有多少人理他。
1999年10月，桂教授带着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报告最后被呈送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批示后，河南省委也做了批示。
今年春天，河南省某部门一位处长去武汉找到桂教授，双方的交谈让桂很不高兴。
他频频向河南省有关部门推销自己的看法：赶快告诉有艾滋病毒的人与他们的家属；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人。他认为，基层政府没有管住非法采血，以至于艾滋病的出现，基层官员是有责任的。如今，应该作些弥补。
没有人接受他的建议。
对于前者，桂教授说，“他们可能怕患者找政府的麻烦，我知道有一个干部，一家3口都有艾滋病毒，他们在和政府纠缠。”桂教授遇到的冷漠，也让记者从另外层面感受到了。
8月18日，记者来到上蔡县防疫站。在站长计飞舟的办公室前，记者听到他和一个人正在说话，记者通报来意。他挥挥手，示意等等。等待的间隙，站长对门“HIV检测室”的医生在给人抽血化验。记者手拿相机站在一边。
“你敢拍照?”突然，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叫了起来。
“您误会了。”
记者当场解释，并拿出胶卷，交给了她。孰料，这位妇女转身走后不久，风波陡起。几个人冲进站长室破口大骂。那位中年妇女扣留了记者的记者证长达1个小时，直到公安局“110”的民警赶到。
记者连连向站长道歉：“影响了您的办公。”请站长协调一下，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在一边批评记者不懂规矩。
事后，记者获悉，那个中年妇女就是防疫站的职工。
从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魏主任口中，记者还得知：记者刚到防疫站，他们就向县委宣传部通了气。事态平息后的采访中，计飞舟说了两点意见：保密；县政府措施得力，艾滋病感染人数在逐年下降。
在宣传部，卫生局王副局长回了记者的传呼。他说：“我在开民主生活会，没空。”
此时已是中午12时多。
找到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后，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在记者一再要求下，他告知了“一把手”张局长的电话。
电话那端，听者略一沉吟：“你打错了。”手机断了。
从县委到县政府，记者想找的人，一个都没找到。
此前一天，在文楼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志发跟记者握了握手，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一个村民在一边大声说：“县里打过招呼，不准接待记者。”
桂希恩说：“我听说，上蔡县怕影响投资环境，怕农民出去打工没人要，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所以他们保持沉默。”高耀洁说：“他们想保政绩，捂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