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褚彤，是清华大学微电子所讲师，清华硕士。我从1995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使我和我的全家身心受益，道德升华。99年10月27日，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为了表达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心声，为了向政府进一句忠言，我和其他十几位大法弟子在天安门城楼展开了大法横幅，因此被非法拘捕，后以所谓的“非法示威罪”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六个月(注：江泽民集团的所谓示威法实际是违宪的不准示威法)。
（一）看守所的日子
我们先被非法关押于北京市东城看守所，99年12月4日被非法逮捕后转入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七处是关大案要案嫌疑人的地方，在押人员刑期较长，死缓、死刑犯人都带手铐、脚镣，定期执行死刑，所以气氛比较压抑。在七处看守所里，管教为了压制大法弟子炼功，采取株连的手段，即如果我们炼功，号里所有的犯人都跟着受罚。508室的大法弟子炼功后，全号的人被罚坐板，不能自由活动；514室的大法弟子带进一本经文，被管教发现后，全号人的食品、被褥被扔出监室，大冬天大家只好睡光板。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大法弟子们正的言行，大善大忍的胸怀和处处为别人考虑的高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带罪的常人，纷纷学法学功，有的整号人学背李老师的《洪吟》，有的犯人因为炼功绝食、戴背铐，看守所的风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我根本没把艰苦的生活放在心上，最让我难过的是无法看书学法，我每天把自己记得的经文从头到尾背一遍，对照自己的言行，看哪里做得不好。一天中午，想到不知再过多长时间才能再次看到师父的《转法轮》，我从梦中哭醒，被头湿了一大片。看守所的生活不但没有动摇我们的意志，大家修炼提高后，又看到了法的威力在人间最黑暗的角落的展现，更加坚定了对大法的正信。
（二）女监杂记
被非法判刑之后，2000年3月17日，我被非法关押到北京市女子监狱，开始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监狱里比看守所要黑暗、压抑、封闭得多。这里的犯人很多刑期很长，长时间压抑、封闭、单调的生活使她们性格、心理、精神都扭曲了，观念非常败坏。监狱里的风气很不好，各种脏字、下流话盛行。狱警大多学历都不是很高，有些大专学历的，因为是警校毕业，学的多是练队、内务等内容，比社会上同等学历的人在学识方面要差很多。加上工作的环境狭窄，和社会脱节较厉害，思想也比较单调和僵化。有的狱警甚至直接跟我说：“我们是国家机器。”服从命令的意识在她们脑子里很强，独立思考较少。
监狱里最大的弊病是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而且政治色彩很浓，风气不正。虽然经常在犯人中开展各种教育、活动，但其实都是做做样子，应付上级检查，犯人们说谎话说惯了，写起思想汇报一套一套的，完了该干嘛干嘛。不但改造不了坏人，好人到了这里都学坏了。监狱管理采取株连政策，谁要违反了规定，一个组或一个班一起受罚，用激起众怒的手段强制被关押者服从管理。
当时女子监狱有三个分监区，三百来个犯人。一分监区是病犯区，二分监区是经济犯区，三分监区是暴力犯区。当时共有6个法轮功学员，二、三分监区各3个，我在三分监区，和我一起的是雷小亭和李小妹。我们周围的犯人大多是杀人或伤害罪，刑期很长。不少是无期或死缓。
在我们去之前，监狱已经事先用诽谤大法的宣传录像给狱警和犯人都洗了脑，让她们视法轮功如洪水猛兽，以为大法弟子都是反政府或精神病一类的极端份子。所以我们刚到监狱时，环境非常恶劣。
监狱的管理是分等级的，分为严管、普管、一级宽管、二级宽管等，各个等级的自由度不同。我们属于严管中的严管，平时有一个“包夹”（刑事犯）时刻跟着我们，监视我们的一言一行，连上厕所、水房都跟着，每天写一份情况汇报。我们的床位在正对监视器的位置，班组长、杂务（负责维持秩序的犯人）也盯着我们，其他犯人因为从未见过法轮功，也好奇地观察着我们。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非自由状态，毫无人权、隐私可言，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之中。一般人根本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就会使你喘不过气来。
一方面，大家在宣传中看到的所谓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反对政府、自杀、杀人、精神病等异端分子，另一方面，我们又是监狱里从未见过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我是清华讲师，雷小婷是北大英语系硕士、北京商学院教师）。所有人都紧张而好奇地关注着我们。
首先是各级领导、气功师、心理医生轮流找我们谈话，试图让我们放弃信仰。同时狱警为了怕我们炼功，让我们每天在筒道里坐到12点或2点，以为疲倦了就没有力气炼功了。有一天，我因为不答应当晚不炼功，被罚在筒道里坐了一夜。监狱拿来各种诽谤大法的材料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写体会和认识，妄图改变我们的正信。我就实事求是地写我修炼的体会，大法怎样改变了自私自利的我，使我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做事考虑别人，与人为善。监狱领导和队长（狱警）看完我们的修炼体会，也觉得如此的话改变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理由，况且一个人脑子里的东西怎么改变呢？又不能“抠出来”，便暂时作罢了。只要求我们不要炼功，遵守监狱的各项规定，就让我们和其他刑事犯一起劳动了，但管理上要严格得多，包夹仍旧每天写汇报。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也不让各色人等来给我们洗脑了。
坚定和动摇正信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看硬的不行，监狱就来软的了。监狱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劳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去车间做囚服，一类是留在监室干些手工杂活。当时女监正组建宣传队，因为我年轻，又有文艺工作的经历，主管宣传队的干事就来让我参加。我想证明我们是好人，不反对政府，又想在宣传队自由些，接触的人也多些，能有机会讲清真象，就同意参加了，但表明与大法修炼矛盾的节目我决不参加。
一般犯人入监三个月后都要写一个“认罪悔罪书”，然后就可以享受减刑、亲情电话等待遇了。当然这种“认罪”完全是走形式，许多人并没有从心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是“认倒霉”罢了，私下聊天时听不出悔改之意。然而因为我们坚信大法是正法，修炼无罪，自然不认什么罪，也就没有相应的待遇。
之后是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我们在日常的劳动、生活、待人接物中体现出来的大公无私、吃苦在前、处处为别人着想、工作认真、积极肯干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队长们私下里说：“法轮功没什么不好的呀，无论从生活、劳动、文明礼貌各方面都做得挺好，有些标准我们都做不到。”有的犯人说：“现在的人，都很坏了，非常自私。只有从法轮功身上，还能看到道德的约束。”还有的队长说：“我原来以为炼功人和我们普通人格格不入，没想到和你们相处挺容易的。”大家都说法轮功学员爱笑，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别人对我们怎么发火或不好，我们都一笑了之，什么时候见着我们都是乐呵呵的。在监狱那样压抑的环境下，犯人之间的各种矛盾摩擦更是层出不穷，可我们除了炼功，从未因为其它事情和别人发生过矛盾。
虽然艰难，但周围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态度在一点点转变。我牢记师父在《道中》一诗中所讲的：“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对于这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的勾心斗角、矛盾纷争、不良表现，不理不睬，也从不介入其中，就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修自己的心性，努力做得更好。时间长了，大家的认识都转变过来了，明白大法教人向善，大法弟子都是按照“真、善、忍”标准去做的好人。
监狱封闭了有关正法进程的一切消息，用各种谎言来动摇我们的正信。4月份，监管局的一个大官同我谈话，说：“外面的法轮功都不炼了，没有人出去活动了，少数像你这样的顽固分子也都被关起来了。”我没有正面回答，只给他讲大法使我的家人受益了。后来6月初家人来接见时我得知，4月25日，我爱人和其他功友去天安门证实法，7月21日，更多的大法弟子走了出来，报纸整版登载。
由于长时间不炼功，体检时我的肺部又出现了阴影。我炼功之前有肺结核，炼功后就好了，历次检查──无论是单位体检、生孩子、看守所甚至刚到监狱时都没有问题。这件事充份说明了炼功的健身作用和被剥夺炼功权利给修炼者身体造成的伤害。
8月份，监狱里又开展了“文明礼貌月”活动，本来类似的活动只是走走形式，上级来检查时做做样子。但由于我们一来监狱就同队长提过犯人说话带脏字的问题（这在监规中是明令禁止的），平时我们的身体力行也使犯人们看到了讲文明的好处，所以法轮功学员所在的班在一个月之内基本杜绝了脏字现象，大家说话都开始注意了。
几个月的生活使监狱领导和干警对法轮功有了充份的了解。我们纷纷给监狱和监管局领导写信，说明大法教人向善、炼功有益身心，要求允许我们学法、炼功。而且这几个月来，我们几个法轮功见面不让说话，严重地违反了人权，我们要求允许我们正常的交流。但领导们迟迟未给我们任何答复。10月中旬，为了引起监狱领导对我们要求的重视，我们三人炼了一次功。这一下监狱里大动干戈，为了惩罚我们，让全班犯人都晚睡觉，白天照常劳动，犯人们怨声载道，有的手都被机针扎了，对“政府”是敢怒不敢言，只好求我们为了她们不炼动作了。我们妥协了，答应监狱暂时不炼功，但强烈要求见监狱领导，可监狱领导一直没有露面。
从那以后监狱对我们的管理更严了，包夹人增加到4个，白天夜里轮流值班，平时更是剥夺了我们一切互相见面的机会，无论谁去水房或厕所，其他人就不能同时去。所有下楼活动的机会（出操、打水）都被取消了。11月份，又有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女监，为了抗议政府的残酷迫害，刘淑霞一到监狱就绝食，并且拒绝穿囚服。狱警就利用犯人整她、孤立她，谁和她说话马上受到队长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