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理性的语言来说，江泽民时代，是一个既在赎罪，又在犯罪的时代。产生于1989年的江泽民政权是一个有“原罪”的政权，它的原罪既有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也有邓小平时代的遗产。毛的遗产且不论，邓的遗产当然是六四。如果说六四是当局的一桩罪，江政权就产生于这桩罪。没有六四，就不会有江政权。因此，江必须替邓也替他本人“赎罪”，否则，政权不稳。六四后，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工资涨了，假日长了，有的玩了，有的贪了……但同时，江政权又绝不能认罪，认罪，就可能丢掉权力。因此，它必须犯新罪，掩旧罪：实行军警统治，逮捕异见人士，迫害宗教信仰，带头结党营私……
江泽民时代，也是一个既有僵尸还魂，也有新桃换旧符的时代。江泽民时代的明显特征之一是拖延旧时代的灭亡，大肆复活了文革的阴魂，那就是“运动”和“造神”。搞“三讲”是运动，树“核心”是造神。所谓“三个代表”的提出是“新桃换旧符”。僵尸还魂是为了巩固他在位时的政治权威，新桃换旧符是为了树立他退位后的思想领袖地位。所以，江泽民时代是一个陪葬的时代，是还魂不成，与僵尸同归于尽的时代。
江泽民时代是一个政治表演平庸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政治表演是政治家个性的展现。也就是说，政治平庸归咎于个人。在政治上坐失良机，邓小平时代发动的政治改革机器，已经空转了10多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江时代是想出风头，又自取其辱的时代。“暴发户心态”是这个时代的典型政治心理特征，在国内表现为权力使用上的为所欲为；在国际上表现为自不量力地与美国争霸。结果是使馆被炸；做了美国间谍飞机的旅馆，对方又拒绝付足额房费。可圈可点的倒是江政权的恼羞不成怒，硬不起来，却软得下去，避免了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时期。
江泽民时代是一个强权愚民，理性精神空前败落的时代。一方面，表面上中国签署了世界人权公约，进入了WTO，作出了仿佛与世界接轨的积极姿态；另一方面，其对新闻宣传，包括互联网的严厉钳制，对异己、对宗教、对百姓罢工、游行、上访的强力残暴的大面积镇压，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片面愚民煽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使中国处于表面上歌舞生平，背后却充满恐怖肃杀的法制人权自由大倒退的时代。国民意识变成了与世界人文精神格格不入的病态，这在911事件中就有充分表现。这种对内对外各行一套的无赖嘴脸，是无才无德的江泽民欲与伟人势比高的小人政治的一大特色。
江泽民时代还是一个经济增长，而作用在政治体制、社会层面上蓄积已久的矛盾危机空前激化的时代。经济表现是经济体制运行的结果，经济业绩要归功于前10年的改革之花，开始结果。但是随之而来的上行下效的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私欲物欲大行其道、道德沦丧、官黑合流，从没有如此恶化，互相交织，民怨沸腾。而以“稳定压倒一切”的不惜代价的野蛮压制使社会就象火山口一样，天灾人祸不断，随时都可能爆发。
一言以蔽之，江泽民时代就是一个祸国殃民的时代。由于独裁极权的还魂而导致的各方面的倒退使中国与世界潮流越来越远，只剩下一块渲染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国力与国际形象空前提高的遮羞布愚弄着百姓，而这才是最危险的，这块布正在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透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