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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盘点江泽民时代
解读中共一年,解读的无非都是江泽民时代的中共。按惯例,文章结束的时候,总得给个结论;关于江泽民时代我能说什么呢?我可以进行文学式描述:这是一个枯藤老树昏鸦的时代,也是一个二月春风如剪的时代;这是个卖春的时代,也是个旺秋的时代;这个时代寒风刺骨,但你也可以说它春寒料峭;这个时代,血腥味和美酒香混杂,妃子笑和怨妇哭互闻;在这个时代,一些希望在沉没,但另一些绝望在还魂;这个时代,醉意可能被跟踪(刘晓波语),物欲却已经被释放;这是个大雾弥漫的时代,雾散后,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如果不是万丈悬崖,也有可能是繁花似锦…… 如果用理性的语言来说,江泽民时代,是一个既在赎罪,又在犯罪的时代。产生于1989年的江泽民政权是一个有“原罪”的政权,它的原罪既有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也有邓小平时代的遗产。毛的遗产且不论,邓的遗产当然是六四。如果说六四是当局的一桩罪,江政权就产生于这桩罪。没有六四,就不会有江政权。因此,江必须替邓也替他本人“赎罪”,否则,政权不稳。六四后,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工资涨了,假日长了,有的玩了……但同时,江政权又绝不能认罪,认罪,就可能丢掉权力。因此,它必须犯新罪,掩旧罪:实行军警统治,逮捕异见人士,迫害宗教信仰,带头结党营私…… 江泽民时代,也是一个既有僵尸还魂,也有新桃换旧符的时代。江泽民时代的明显特征之一是拖延旧时代的灭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毛泽东的阴魂,那就是“运动”和“造神”。搞“三讲”是运动,树“核心”是造神。但他也推动中国签署人权公约,进入WTO,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接纳“精英党”思想,推动中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转变。僵尸还魂是为了巩固他在位时的政治权威,新桃换旧符是为了树立他退位后的思想领袖地位。所以,江泽民时代是一个陪葬的时代,是还魂不成,与僵尸同归于尽的时代。 江泽民时代还是一个政治表演平庸但经济表现杰出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政治表演是政治家个性的展现;经济表现则是经济体制运行的结果。也就是说,政治平庸应归咎于个人,经济业绩要归功于体制。江泽民时代,在经济上是个坐享其成的时代,前10年的改革之花,开始结果;在政治上是个坐失良机的时代,邓小平时代发动的政治改革机器,已经空转了10多年。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江时代是想出风头,又自取其辱的时代。“暴发户心态”是这个时代的典型政治心理特征,在国内表现为权力使用上的为所欲为;在国际上表现为自不量力地与美国争霸。结果是使馆被炸;做了美国间谍飞机的旅馆,对方又拒绝付足额房费。可圈可点的倒是江政权的恼羞不成怒,硬不起来时,软得下去,避免了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时期。 一言以蔽之,江泽民时代是个守成的时代,不是进取的时代。守成时代的最大优点就是有丰富的遗产。江泽民政权的“原罪”,是它的债务,但却是后江泽民时代的资产;就象华国锋时代一样,它的“原罪”(1976年天安门事件),成了邓小平时代的资产。平反“四五”,奠定了邓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未还魂的僵尸再次就木之后,留给后江时代的是一枚“新桃”:“三个代表理论”和“精英党”思想,铺向国际人权总站的轨道和加速中国市场国际化的WTO。在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上,中国从狭窄的社会主义河沟,将逐步回到宽阔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世界性潮流;在政治经济上,中国将真正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这样的框架结构,容纳得下后江时代的任何变革,而不用冒意识形态风险。 江泽民时代还是一个政治表演平庸但经济表现杰出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政治表演是政治家个性的展现;经济表现则是经济体制运行的结果。 被延缓的政治改革给后江时代带来的能量释放效应,就象当年被延缓的经济改革给后毛时代带来的同样效应。邓小平是想使自己成就为一代伟人,他不想让自己止步于经济改革,而将政治改革的美名让给他人。所以,他在1980年就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只可惜,土壤未丰,秋风未爽,果子尚青。政治改革的果子,看起来不美,吃起来涩口。它在江泽民时代红艳诱人,丰满如处子,又可惜被视为禁果。吃禁果的快感,留给了后江时代的继承人。 江山如有待,谁是后来人?(2001年10月23日于美国麻省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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