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冰嫺和她的丈夫均長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工作，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兒子會被解放軍槍殺。此後他們公開站出來爲兒子伸張正義，成爲「六四」難屬羣體中的積極活動分子。丁子霖夫婦所著新書《生者與死者》出版後，記者採訪了住在北京的蘇冰嫺女士。
問：您能詳細談談趙龍遇難前後的情況嗎？
答：六月三日晚上，我跟我先生、小女兒和小兒子說，今天晚上我們應該注意了，滿街都是人可能會出事，稍微一有騷動就會有生命危險。我說：「大家今天晚上是不是就不要出去了。」趙龍、我女兒和我先生他們三個人說：「那我們一定要去看看，大家都這麼關心，我們去看看。」我只好說：「好，我在家裏等你們。」結果，等到十二點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回來，我等得非常心焦。
後來，突然聽到槍聲，就像放鞭炮一樣，當時周圍的每個人都是證人，誰都聽得很清楚。聽到槍聲，我們還不相信，都說，這是放鞭炮嚇唬這些年輕人吧？所以，我和鄰居們都湧到衚衕口，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坦克車也過去了。
這時候，有受傷的人被三輪車搶救下來，找電話亭，就在我跟前說：「快讓開！讓我打個電話！他真的受傷了，真的開槍了！他的腸子都流出來了！快給他家裏打個電話，說不定他就要死了。」那時候，我相信真的是開槍了，我非常非常擔心。很快我先生和女兒回來了，他們說，他們是從民族宮那邊過來的，說那邊真的開槍了，也有人被打死。所以，他們急着回來找我。過了一會兒，我們看見趙龍也騎車過來了。當時，發生了這麼樣的慘劇，我好像根本沒有力氣走回家去，我就跟幾個同事蹲在馬路邊上。我先生回來後，告訴我說，趙龍不在了。院子裏好幾個人看見他了，還對他說，開槍了，龍龍你不要去了。龍龍說，我到樓上看了，我媽媽不在，我去找媽媽去。好幾個阿姨勸他不要出去了，他還是騎車走了。他沒有留心我在路口。
他是和一羣年輕人一塊兒，槍聲對他們這些年輕人來說有一種吸引力。我這樣想，他們當時可能認爲軍人不會開槍。因爲他們從小受的教育告訴他們，開槍是在戰場上，比如在朝鮮戰場上、在抗日戰爭中，他們絕不會想到解放軍叔叔會向他們開槍！他們是抱着看熱鬧心情去的，根本沒有想到是去送命的。
趙龍是死在民族宮那一帶的，當時趙龍死時我們不知道，我女兒和先生當時就勸我回家休息，他們去找趙龍。到早上六點多，他們回來說，沒有找到。於是，我們，還有我們單位的一些年輕人，拿着趙龍的照片到各個醫院去找。因爲那時候不可能在街上找到一個傷員或死者，在那種場面下，很多人的境界非常高，特別是那些原來在社會上被人瞧不起的人，比如蹬三輪車的、做小生意的、擺攤賣服裝的那些人，很多受傷的人和死亡的人都是被他們這些有良知的人搶救的。在搶救過程中，他們甚至自己受了傷，或送了命的也不在少數。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線索尋訪到他們。
問：你們最後是怎麼找到趙龍的？
答：我和我丈夫跑了很多醫院。我們在白塔寺的人民醫院查了死亡名單，有四十多名，我們一看沒有趙龍，就到別的醫院，但是一直也沒有找到。我們當時只是找了長安街路北的醫院，因爲我們住在路北，趙龍如果受傷的話，應該被送到路北的醫院。我又向在公安部門工作的同學詢問，「六四」期間抓的人都關在什麼地方？我想，如果把他抓起來，打一頓或者判刑，他還能有一條活命。那時，各醫院的死亡名單都是幾十、幾十的了，我想，能夠把他抓起來更好。我就抱着這一線希望問我的同學，他回答，那天晚上沒有抓人。那就是說，都是開槍解決了。
後來，我的一個同事的女兒跟他爸爸講，她所在的醫院，就是在長安街路南，四川飯店附近的北京第二人民醫院，到六月七日還有六、七具遺體沒有人認領，如果再沒有人認領，天氣太熱，他們馬上就會作爲無名屍體火化了。當時，各個路口都有戒嚴部隊，如果喊你，你不停，就會開槍射擊。
我先生說，他自己一個人去。我先生是海軍離休的幹部，他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的。他沒有直接到西單路口去找，而是繞道，通過很遠的小衚衕拐到四川飯店，找到了第二人民醫院。他看了照片，儘管上面的臉已經變形，但從衣服和鞋上，他認出了是趙龍。他就去看遺體，一看他差一點昏過去。確認是趙龍以後，他回來告訴我們。我當時就嚎啕大哭，我覺得好像是在作惡夢，怎麼可能在長安街上，解放軍會對手無寸鐵的人開槍呢？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從小生活在解放區，受到黨的教育完全不是這樣的。這次發生的事情使我震驚得好像天天都在作惡夢，腦子裏一片空白，不知道該做什麼。我的體重幾天內從一百二十多斤下降到九十多斤。我覺得自己真的像死過去一樣，不知道該做什麼。現在想一想，我覺得丁子霖、張先玲她們這幾位比我勇敢，她們比我頭腦清醒。她們很早就站出來爲自己孩子伸張正義。而我當時就是找單位、找派出所，我甚至要求單位安排我跟李鵬在中央電視臺現場直播辯論，到底誰有理？我如果沒理，就槍斃我。可是，有什麼用？
問：您能不能談一下，您是什麼時候加入到丁子霖等「六四」難屬的活動中去的？
答：大概是在一九九四年或一九九五年，那時有同學從美國回來，向我介紹了丁子霖他們的情況，才和丁子霖他們認識了，並加入了他們的行列。當時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了。我一直對他們很敬佩，對他們很支持，我也在盡我的一切力量。「六四」後站出來呼籲的難屬有一百多，當然實際的死亡人數絕不只一百多人，因爲當時從我們看到的醫院裏的死亡名單，一個醫院就有幾十人，我們現在才找到多少啊？恐怕死在人民醫院裏的人的家屬，我們一個還沒有找到。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也很難。有時候，我們去找，有的人還是非常膽小，雖然他們心裏很痛苦，但是，他們可能懷疑我們是安全局的，怕上當。
我感到，沒有站出來之前，我沒有表達我的意志的地方，也沒有人騷擾我。但是，一旦你站出來了，安全部門的人就對你不客氣了，他們對我本人，對我的丈夫，甚至對我的孩子摸底都摸得一清二楚，時刻都在觀察我們的動向，時刻跟着我們。
問：您能不能舉些例子，談談是怎樣受到監視的？
答：上次我們開展「天安門母親運動」，我還沒有接到斯諾夫人的電話，安全部門就來了五個人。那是五月十一日晚上。他們告訴我：「從事『天安門母親運動』，這是不允許的！你十一日、十二日不準上街，不準打手機。你就呆在家裏。外界如果採訪你，你就回絕。」
我說：「手機，我不會打（我的手機被他們沒收後，號碼暴露了，他們還給我以後，我也不用了），晚上十點以後我也不會出門。但是，如果談『六四』，如果談趙龍，特別是斯諾夫人來電話，我是絕對會接的！讓我婉言謝絕，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個年輕人很兇的，他跳起來對我說：「這是不允許的！」
我說：「你認爲你講的話是法律嗎？你的話不是法律！我做的事不違法，我是會做的！我不能聽命於你。」
第二天，早上一起來我就發現電話被切斷了。因爲我的電話是分機，我就出去到總機房查問。我一出樓門，就發現有一個年輕人在盯着我，他肯定是安全局的人。我就向機關的方向走，這時我回頭一看，有一輛汽車跟着我。我很快就跑到旁邊的一個門裏，到一個同事家裏。過了一會兒，我出來，發現汽車還在門口等着。我沒法出門，就在同事家打了一個電話給機關，要求他們派兩個人來接我到機關去，我說：「如果我現在出去可能又會被他們抓走了。」
後來，我們機關來了兩個年輕人陪我走到機關去。那輛汽車和騎自行車的人也在後面跟着，一直跟到我們機關的大門口。我進了機關，他們沒有進去。我在機關呆了一個上午，我就在機關打電話出去，和張先玲她們聯繫上了。
問：有人說，你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六四」難屬羣體，這個羣體是怎樣形成的？
答：如果沒有「六四」的屠殺，我跟丁子霖、張先玲她們不可能認識，是共同的命運把我們牽連在一起了。我對丁子霖確實非常敬佩，她的身體不太好，這麼多年來，她站在最前面，一切壓力都是衝着她來的，她很瘦弱，可是她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我第一次聽說丁子霖是通過我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她在美國留學，介紹我和丁子霖認識。我記得那次丁子霖來看我，我們在我家裏大哭一場。我當時覺得，真是找到了親人了，大家能夠在一起做一些事情，能夠有共同的目標。雖然我的好朋友很多，但是要不是經歷了這樣一場血的洗禮，是不會產生這種感情的。我和另一位「六四」難屬張先玲也結下了很深的友情。
前幾天，我跟丁子霖去看望一個年輕人，他叫齊志勇，他今年才三十多歲。他的整個一條左腿從大腿根被打斷了，是一個重殘者。我們去看他，心裏非常難過，像他這樣的年輕人現在生活應該過得很美滿。當然，他還算不幸中的萬幸，因爲畢竟還保存了性命，他也結婚了，有一個女兒。
他們的生活條件是很艱苦的，和另一家同住在一個很小的單元裏，非常非常的擁擠。他在門口擺了個小攤，賣香菸、西瓜和一些小商品。他也積極參加了我們這些難屬的活動，我們儘量在生活上給他們一些幫助。我看到他就想到了我的兒子，齊志勇是被槍打到腿上，我兒子趙龍是被打在胸部，三顆子彈從左邊打進，打到了要害部位，他當場就送命了。
我們還訪問過宣武區的一個人，他叫陳建軍，是一個退休工人。我們給他送去一些錢，他說：「不要給我錢，我一個月六百塊錢，夠了，生活沒困難，我還可以照顧孫女。」他的兒子被打死了，孫女還很小，都是陳建軍照顧。他的兒媳婦改嫁了，但是還來看望他，仍然叫他爸爸，他也很感動。他只有六百塊錢一個月，就很滿足了。我和丁子霖說，北京的普通工人生活水平確實很低，但是他們的覺悟很高，送給他們錢，好說歹說才收下。
在尋訪過程中，確實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通過接觸他們，我覺得中國老百姓真是太好對付了，有幾百塊錢就滿足了，就不再要求了。當然，陳建軍不算是在最低生活線以下，政府不會給他任何救濟，特別是「六四」的難屬，政府更不會給予任何幫助。我在被他們抓去的二十四小時中，受到審訊，他們就對我說：「外援是不可以的。不能夠接受境外的援助。」我說：「不能接受境外援助？那你們能不能通過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募捐一筆錢給我，我可以負責轉交，送到有需要的人手裏？你們沒有這個本事，別人援助我們爲什麼不可以？」但他們就是不允許。
問：您說您曾被關押過二十四小時，您可以談談事情的經過嗎？
答：那是在今年四月一日，好多海外媒體都報道了已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遺孀斯諾夫人上午十一點要來看望丁子霖，還要去北京大學爲斯諾掃墓。我因爲聽了外電的廣播，也知道了這件事。所以，四月一日上午十點鐘我就到了丁子霖家，我在那裏看到安全部的汽車和人都已經守在丁子霖家門口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意圖：是讓她們見面呢？還是不讓她們見面？我進了丁子霖家以後就催她到門口去等候斯諾夫人。當丁子霖要出門的時候，安全部的一個處長迎面進來，說：「你不要走。我們談一談。斯諾夫人已經安排有人接待她了。」丁子霖就被堵回來了。
我看了就對丁子霖說：「你有客人，我就走了。」說着我就出來了。
這位處長也跟出來，對我說：「徐老師，你要走啊？」我就說：「我不姓徐。」說着我就離開了。這時，丁子霖家外面已經有外國記者架着攝像機等着，安全部門的人也在另一邊，所以他們對我還比較客氣。這時候，在人民大學的小廣場已經聚集了一些人，多數是安全部的人，也有二十多位外國記者。我就乘勢走近外國記者中間，見到了斯諾夫人。
斯諾夫人問我：「你是丁子霖嗎？」
我說：「不是。我是丁子霖的朋友。」
她接着問：「你能從她家裏出來，爲什麼丁子霖不能出來？」
這個問題我真是不能一下子跟她講清楚，我就說：「丁子霖現在必須呆在家裏。因爲有警察在她家裏，不讓她出門。我可以陪你進去。」
我當時沒想到他們會真的不讓斯諾夫人進去，另外，我也想即使他們不許，我也要帶斯諾夫人到丁子霖家去。我就拉着斯諾夫人的手說：「走吧，我們進去。」我們就向人民大學裏面走去。到門口時，突然有一個人出現在我的跟前。
他說：「你是誰？出示你的身份證！」我說：「你是誰？」
他拿着證件說：「我是人大保衛處處長。」
我說：「現在斯諾夫人來看望丁子霖。你讓她進去吧。你們都知道，斯諾是毛澤東的朋友，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斯諾夫人也是。你就讓她進去吧。」
他說：「那不行。因爲上級部門沒有通知，她不能進去。」
我就說：「那你打個電話讓丁子霖出來與斯諾夫人見面，丁子霖是公民，出門應該沒有問題，這你應該能辦到吧？」
他小聲說：「這我也辦不到。」他當時說這話是很誠懇的，而且態度也很好。因爲周圍都是北京市安全局的人。
我們在那裏就又跟那些安全局的人交涉，好說歹說，糾纏了近一個小時，還是不讓我們進去。斯諾夫人看不能進去，就拿出一本書對我說：「我有一本書要送給丁子霖，你能不能替我轉交給丁子霖？」
我說：「我肯定能轉交。」斯諾夫人就拿出她編寫的書《斯諾眼裏的中國》，其中有很多四十年代斯諾在解放區拍的珍貴照片。她在書上籤了名，交給了我。斯諾夫人的兒子交給我一張字條，上面有他們的電話號碼。多虧有這張字條，丁子霖後來才和他們通了話。斯諾夫人還在現場向記者發表了演講。記者們也問了我一些問題，我就大概講了趙龍遇害的情況。記者們很關心我，勸我跟斯諾夫人一起走，因爲周圍都是安全部門的車輛，他們擔心我的安全。我就坐斯諾夫人的車離開了。
回到西單的家裏，我給丁子霖打了電話，把斯諾夫人的電話號碼告訴她。第二天我一天沒有出門，我有一點預感，覺得我出門可能會有問題。但是，第三天我不得不出去了，因爲丁子霖四日要回無錫去，我必須在她走以前把斯諾夫人的書和她的一封公開信交給丁子霖。當我中午到了丁子霖家門口的時候，看到有一輛吉普車停在那裏，我以爲是監視丁子霖的，沒想到他們是爲對付我的。一個人過來拉住我的胳膊說：「你是蘇冰嫺嗎？」
我說：「是啊。有什麼事嗎？」
他說：「你跟我們到人大保衛處去，咱們談幾個問題。」
我說：「我不是人大的，我不會去人大的保衛處。你們如果有問題就到中央編譯局保衛處談。」
這時候，人大的那位保衛處長來了，他喊了一聲：「帶走！」一下子來了二十多人，把我架到警車上。這時，丁子霖夫婦衝了出來，說：「你們放了她，她是我的朋友。」他們根本不聽，把我推到車裏拉走，拘留了我二十四個小時。
問：能不能詳細談談您被拘押的情況？
答：其實，他們並沒有把我帶到人大保衛處，而是去了安全局在海淀區的一個分部。我被搜身並受到審訊。他們連續地審問我，要我交代那天跟斯諾夫人他們密談了什麼？她給了我什麼文件？給了我多少錢？我說，她沒有給我錢。斯諾夫人說她還要向外交部交涉，還要爭取見丁子霖，她會當面把錢交給丁子霖的。他們在整個晚上對我進行攻心教育，他們說：「如果沒有『六四』的平暴，中國現在會多麼悲慘。」
我說：「這是你們的想法，我認爲如果那次能夠正確處理，今天國家的貪污腐化不會到這個程度。就是因爲你們屠殺了羣衆，屠殺了學生，給這些貪官污吏鋪平了道路。」
他們最關心的就是我家裏有多少外幣。他們要我交代清楚，否則就不放我走，他們還說要到我家去抄家。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去抄家。
我作好了思想準備，他們可能會至少關我十天，我沒想到第二天他們就把我放了。這可能是因爲丁子霖她們做了很多努力，斯諾夫人也很關心這件事情，我是因爲和她見面而被抓的。
問：他們除了關心境外的捐款以外，是否還審問您別的事情？
答：那天他們從下午一點鐘一直審訊我到第二天夜裏三點鐘。他們還讓我交代接受境外媒體採訪都說了什麼。他們說：「『六四』難屬這個羣體社會上各種勢力都想利用。這個羣體就是不穩定的因素。」我說：「你們不能這樣說。你們認爲是不穩定的因素，那爲什不化解它呢？我們已經成立了『六四』難屬對話團，你們爲什麼不跟我們談呢？」
他們還說：「你們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說了很多話都是不實事求是的，是危害國家穩定的。」我說：「我們是萬般無奈才接受境外媒體採訪的，你如果現在能把新華社的社長、記者請來，我們當面談，他們敢不敢來？沒有人關心我們，任何媒體都對我們進行封鎖，有誰聽我們『六四』難屬的十一年受壓抑的呼聲呢？有國外的朋友向我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們爲什麼不抓住？我們當然要接受他們的幫助！中國的媒體不可能給我們開闢哪怕是一個角落的地方讓我們說話。」
他們說，我們的行爲動搖社會的穩定。我對他們說：「不能這麼說。如果『六四』那天你被屠殺了，你死了，我保證你媽媽會同我們站在一起。你不信回去問你媽媽去！我們只有遭受了那場大屠殺清醒過來以後，才會有共同的感覺。」
我還說：「『六四』那天我沒有看到一個暴徒，滿街的人喊的是：法西斯滾出去！我沒有看到哪一個人手中有一支槍，有一根棍子。沒有！
我那時要到天安門去找我兒子趙龍，但是，戒嚴部隊根本不讓我們接近。
我感到那時的北京比巴黎公社起義更爲悲慘，更爲壯麗，參加的人更爲衆多。就在被安全局關押的那天晚上，我夢見了我的兒子趙龍，他一臉血跡地回來了，我當時非常激動，就伸手去拉他，…… 這時候我就醒了。
問：後來您有沒有把斯諾夫人託您轉交的書送給丁子霖呢？
答：他們一頁一頁地查看那本書，想要發現什麼東西，但是什麼都沒有發現。那本書中有很多當年的珍貴照片，我就問他們：「這本書好不好？」他們說：「好，我們只是執行命令，不得不這樣做。」到第二天中午，他們把我放了，我才把書轉交給丁子霖。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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