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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世紀最急需什麼?
君不見,在眼下急功近利追逐金錢原始積累的中國,驚人龐大的人羣出現了倒色徵候:紅的心變成了黑的,黑的眼變成了紅的。這些喪失人性的「黑心病」和「紅眼病」,害的中國毒米、毒油、毒茶、毒酒四處橫流,假數字、假典型、假學歷、假商標甚囂塵上,黑惡勢力、貪污腐敗、買官鬻爵、錢權交易愈演愈烈……直至世紀交替之際達到了令人錯愕的程度。 上個世紀初年,中國改良派祖師爺康有爲遊歷歐亞美八年後,寫出了《物質救國論》一書,強調近代環球已進入重物質競爭的「新世」,各國強弱視物質之盛衰爲比例。爲此,他呼籲,中國內在的「道德」應讓位於外觀的「物質」。那時由康有爲親自出面鼓吹物質文明,是冀望中國從傳統保守的重「學」輕「術」中解放後發展圖強。儘管那期間,也有鄧實一類的人士提出類似今天精神文明的「文質文明」,但基本事實是,清末開始的社會功利化和物質化的傾向,斷斷續續貫穿了中國的二十世紀。毛澤東時代曾經對中國人的物慾與私慾採取極端壓制,鄧小平時代後,借著改革開放之風,中國人潛伏的惡欲也隨之得以無序施放和膨脹氾濫。 從計劃經濟走入市場經濟的中國,目前仍然處在劇烈的轉型期中,對西方市場經濟下具有的軟硬兩種規則均未掌握。西方的硬規則包括法律體系、系統管理、契約關係、競爭機制等,軟規則包括社會規範、倫理道德、公民質素質等。中國在硬規則方面,這些年來著力做了不少事情,全國人大在不停地立法,政府部分在抓緊改善管理,商業契約和競爭在逐步向規範化邁進。但是,中國在軟規則方面,這些年來卻未見什麼實質性的動作和成效。 連中小學教師和家長都在抱怨,對學生道德教育的時效性也太差了,什麼年代了,還在教授雷鋒經歷的新舊社會兩重天,李大釗爲中國革命獻身,甘祖昌的勞動光榮觀念。可是學生們對購物不排隊、公衆場合大聲喧譁、無尊老愛幼意識、亂丟垃圾、想方設法逃稅卻習以爲常,覺得無傷大雅。由此也可看出,中國在道德重建方面欠賬太多,需要反省反思。 「中國人素質太低☆」這是流行於坊間的口頭語。某些國人坑蒙拐騙已出了國門,在生意場上的不講信義在外國人中也有了名。當一個國家和民族遭遇的不僅是民心不古而是連最起碼的倫理道德都淪喪時,又有何資本去侈談物質救國。危言聳聽一點的話,如此下去,那些到處充斥的毒貨、假品難免不毀掉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儘管中國正趕上百年不遇的經濟發展勢頭。 面對新世紀,在新儒學、傳統文化熱潮日濃之際,中國實有必要找回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同時補充進新的內容,以解決最急需的國民道德倫理培養,這種道德重建需要認真的務實,不同於曾經務虛多年的精神文明口號建設。做好了,獲益的將不僅是精神,更輻射到經濟。清華大學人文哲學系主任萬俊人就指出,倫理是一種社會資源,也是一種「資本」,而且可以轉化爲經濟資本。 哪位有影響的人物可在這個世紀初年,仿效當年的康有爲,寫本《道德救國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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