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对此事的描述是这样的：市委从香港四月十七日《华侨日报》阅知《世界经济导报》将要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宣传部长陈至立找钦本立，要求审阅四三九期《导报》清样。曾、陈等看了清样以后提出：文章有些段落比较敏感，拿到报上发表不合适，建议稍作删节后，照样印发；同时要考虑这样一些敏感甚至引起更复杂议论的内容发表出去以后，它所起到的社会效果，因此为了爱护《导报》，使它能够更好、更键康的办下去，应作删节。但钦本立表示：“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曾、陈则说，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为了社会效果的问题。此外，人家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有关敏感问题的发言，同意不同意在报上发表？未经本人审阅同意就发表，也是极不慎重的。钦本立还是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节。
在此情况下，曾直接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邀汪道涵一同赶到办公室，汪则说，“座谈会发言还谈到了耀邦近一、二年的一些谈话，现未经组织和家属同意就发表也是不慎重的。”江泽民上纲上线提高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高度，声嘶力竭地严厉斥责钦本立，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丧失共产党的党性原则。钦本立感到市委负责人对他的批评近乎于人身攻击了，即使在柯庆施以专横著称时期，钦也未受过这种对待，就连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夏征农这些上海的老领导都表示用这种方法和态度对待钦本立是不公平的。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钦表示回去作适当修改（其实理性的妥协，也是擦边球的内涵之一）。此时，历史将误会转变成契机，把钦本立推上了一生最辉煌的峰巅。就在他答应修改四三九期的时候，该期报纸已经在印刷厂上机开印，并已有部分报纸，通过报贩和内部机要通讯的发行渠道流传出去了。与钦本立有着几十年交情的汪道涵，在翌日收到未经修改的四三九期原版《世界经济导报》后，先由其妻打电话到钦府，宣布与《世界经济导报》脱离关系，后又亲自打电话给钦，不问青红皂白的痛斥钦不守信用（指钦已答应修改四三九期），并表示要与钦割袍绝交。
钦本立年迈的身体对此剧变的事态，产生了强烈的反映，《世界经济导报》同仁送他到市郊的樱花度假村休息。市委和宣传部打电话找不到他的人，而根据市委要求修改的四三九期B版的清样又被《世界经济导报》同仁藏得找不着了。海内外舆论哗然。
四月二十六日，上海的第一把手江泽民，在有一万四千党的官员参加的一个大型集会上宣布：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决定停止他的领导职务，并向该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钦本立听到这个决定后表示，“我不服气！我要申述！”“这完全是一起新的冤假错案”。而此时，赵紫阳正在北韩访问。江向主持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打电话，要求中央表态，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作。于是新华社发电讯、《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都转播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
此后，八九年学生运动在五月十三日开始绝食之前，声援《世界经济导报》、要求新闻自由，是一个重要的中心议题，而且也史无前例的把新闻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卷入了这场民主运动，所以也有评家认为，“导报事件”是八九民运从学生运动转向社会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钦本立也获知，赵紫阳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泽民和上海市委对《导报》和钦本立的处理，把事情搞糟了，是对正在发生的学潮火上加油。并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上海的事情，由上海市委自己去处理。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也明确表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不会朝上海市委决定的方向发展的。”此后，钦本立拒不认错检查。
无限上纲到“反邓”高度
五月三日夜里，上海市委举行扩大会议，坚持认为处理钦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第三天下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整顿《导报》领导小组组长（原来也是钦本立夫人商育辛在浙江杭州高中的学生）刘吉到钦本立家中，传达江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钦曾讲过要发动群众逼小平检讨，因此钦坚持要发四三九期原版是有思想基础的。刘要钦对此写出检查，并说，“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给你的时间不多了。”钦立即表示否定，由于对此诬谄的愤怒，他当即就血压升高而病倒了。
后来，钦本立把《导报》信稿部主任戴鹏安叫到家中，起草了一封“致中央领导同志”的信。钦在信中写道：“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龚心瀚，二十二日晚还有汪道涵同志，先后约我谈话，当我汇报了‘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座谈会的主要内容后，曾庆红同志提出，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不就是肯定耀邦同志，否定小平同志吗？在这种情况下，我谈了以下几个观点：1增强小平同志威信，祝他健康，这是有关当前大局第一位的事情。……《世界经济导报》八年来的版面，充分体现了我的这一观点。……肯定耀邦同志，恰恰是肯定邓小平同志，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2处理耀邦同志并非小平同志个人的事情，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看法，……如果处理不当，由小平同志来纠正，将大大提高小平同志的威望。……3曾庆红、陈至立同志多次提出，在两万字的座谈会内容中，只有四、五百个字有问题。而我则说，把这些意见反映出来，有利于党中央正确决策，这是报纸应尽的责任，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最后提出，“刘吉同志传达市委负责同志的意见，与我讲话的原意完全不符。我不允许歪曲我讲话的全部内容，捏造罪名，强加于我。”
作为打擦边球的高手，钦本立心里非常清楚，上海市委将《世界经济导报》和他本人的问题无限上纲到“反邓”的高度，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
摘自(大纪元)(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