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的农民杨显虎来到北京，在医院里找了个服侍伤病员的活儿。我要他在病房里喷一下空气清新剂，他茫然地望着桌上一大堆东西，拎起花露水——“这个？”不是！“，这个。”他又将我那柄吉列剃须刀拿到我面前。
杨显虎在黄土地里待了46年，对城市里的日新月异无法理解，然而，他却被迫带着妻子懵懵懂懂地闯到这个完全陌生的新鲜得叫他茫然失措的大城市里来。
“我们就是在逃荒！”杨显虎用他乡音，浓重得难以分辨的安徽口音大声地对记者说:“在我们无为县，在我们凤凰桥乡，100亩地起码要荒掉80亩，农民全都逃出去打工了。”
安徽无为盛产棉花，在往日棉花购价走高的时期，农民们种十几亩地，仅能落得个温饱，少有盈余。杨显虎十几年前借钱盖了一进两间的砖房，至今没还清债务。而今年籽棉在当地已跌价到了240元／100公斤，老杨说：“我们全都大蚀了老本。”
去年，老杨的棉田里遭了虫灾，一亩地只收上来100斤籽棉，只卖得180元钱，今年，虽说每亩收上来400斤籽棉，也只能卖得480块钱，而水、药、肥的成本是一亩地300元, 还得上交170元的任务。
这里的农民几年来遭遇种种折腾，底子蚀得精光——“可哪怕是灾年，上面还逼着交任务，还说灾年丰收不减产。”农民交不上钱来怎么办呢——“20多人到你家里去，打人，逼着要，逼不出来就用铐子把人带走，关起来打，搬家里的米、彩电、冰箱。”一方面中部地区农民大多数信息闭塞，缺乏经营思路，种田非但无法收益而且一年比一年亏本。而乡村干部工作方法粗暴，滥用暴力手段，使农民有家不敢回。另一方面，去大城市打工，虽说十分辛苦，而且地位低，但工资收入可以略有保障，所遭遇的不法现象相对来说较能忍受。因此，如杨显虎这样的农民，年近半百也只能忍痛背井离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