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這封信今年三月送到國務院，上個月刊登在官方媒體。這封信被看作是驚醒劑，是中國農村困苦的另一象徵。中國農村收入已經連續四年降低，而政府官員徵收費用越來越高。
文章指出，從農村開始的經濟改革２０年來已經改造中國，國內總產值增長三倍，爲中國許多人帶來了繁榮和自由。但最近這種繁榮已經下降。
其結果，農村抗議的暴力時間增加。上個月，江西發生農村發生數萬人暴動事件。
文章說，直到最近，官方媒體都沒有報道農民的困境，共產黨也無視農民的困難。工人抗議事件也在增加。共產黨一般都對農民抗議活動採取武力解決，但對於城市抗議活動一般都採用談判和金錢解決辦法。
中國歷史上這類信件曾經發生過作用，但也有巨大風險。彭德懷元帥１９５９年給毛澤東寫信，指出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但彭德懷後來一直被整直到去世。
以下是李昌平的信內容摘要及其官方媒體所作的報道：
現年三十七歲，經濟學碩士，在鄉鎮工作十七年的李昌平在信中指出，開春以來，當地農民都快跑光了。連續二十多天，大卡車沒日沒夜地滿載着外出打工的農民，奔向各地城市。
鄉里本有四萬人，其中勞力一萬八千人。現在外出的二萬五千人，以前是有目的流動，今年抱着「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輩子不做農民」的心情逃出；過去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富餘勞力，現在是男女老少齊出走，任憑田地荒廢。今年至少廢耕二萬畝以上。
農民負擔重，民衆無法生活。當地田畝稅費等各項負擔每畝地二百元人民幣，另人頭負擔每人一百至四百元不等。兩項相加每人每畝負擔三百五十元。一家五口種地八畝，全年經濟負擔就要二千五到三千元（不含防汛抗災、水利等勞動負擔），農民種地畝產一千斤穀子，僅僅只能保本。
農民不論種不種田都必須繳納人頭費，宅基費，自留地費，喪失勞動力的八十歲老人和剛剛出生嬰兒，也一視同仁交幾百元人頭負擔。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人頭負擔高過每人五百多元人民幣。
九五年約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有盈餘，現在剛好相反，約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村虧損，平均每村虧空不少於四十萬元人民幣。九成的村有負債，平均負債六十萬元人民幣以上，月利率百分之二十。九五年約有百分之七十的鄉鎮有盈餘，現在百分之九十的鄉鎮有赤字。
農民負擔一年比一年重，監利縣棋盤鄉不搞任何建設，只交上面要求的稅費，發乾部工資，支負債款利息，收支相抵，鄉村每年淨虧一千萬元人民幣，這樣下去，基層組織和政府怎麼運轉？
幹部冗員太多。九０年幹部不過一百二十人，現在超過三百四十人，增長勢頭無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地方領導人無法頂住內外壓力，不得不濫用權力安排一幫子人吃「皇糧」，年年有新官，農民怎麼受得了？
中共中央扶持農業的政策，很難落實。近年來，沒有對農民提供貸款，即使有極個別例外，月利率也在百分之十八以上（高利貸）。沒有按保護價購糧，國家收糧還要農民出錢做倉庫。國家不收糧，農民自己消化還要罰款，甚至沒收。農民收入下降，但負擔年年加重。
幹部弄虛作假成風。李昌平信中說，上級領導人只愛聽農民增收，如果有人講真話、實話，立即被扣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現在農村基層幹部不報假數字、不違心說話、不違心做事、實事求是太難了。
李昌平的信受到國務院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三月下旬，國務院領導人對此信反映的問題做了第一次批示，並派農業部官員暗訪，認爲李昌平反映的情況屬實。
針對此事，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溫鐵軍表示，到二０三０年以十六億人口計，按現在的城市化速度推算，那時即便達到五成的城市化比率，仍有八億農民生活在農村，土地與人口比例不可能改善，只會進一步惡化。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盧鋒表示，要解決農村基層機構臃腫、農民賦稅過重問題，首先就要按市場規律辦事，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尊重農民爲市場經濟主體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