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言論版上徐弘炯君寄自荷蘭的來論（9月14日），想談談「如何面對歷史」的議題。針對徐文《該怎麼面對「文革」？》這一問，筆者的回答是：該有一部客觀平實而分析深入的文革史，留作後世之鑑。理由很簡單，文革雖然發生在中國，但教訓卻是跨越國界的。大家都想知道，政治運動造成「浩劫」，真相到底怎樣？請注意，下個「文革」的舞臺，並不一定仍在中國。

　　發生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牽涉了四分之一人類的一場風暴。這場風暴除了產生批鬥、暴力等現象之外，同時也是思想、文化上的巨大耗損。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所謂以史爲鑑，可以知興替，一部完整的文革史將是對人類的一種貢獻。這本論著目前還沒有出現，未免是一種遺憾。

文革博物館

　　徐文是爲了反駁林敏的一篇文章《中國應面對「文革」》而寫。其中指出，「把日本侵華戰爭和文革相提並論，是不合邏輯的」，這點筆者深表同意。文革是民族的內耗，而不是外族入侵，因此二者本質不同。但，徐文說因美國人不建越戰博物館，所以中國人也不應建文革博物館，恐怕也犯上同樣的邏輯錯誤：越戰與文革本質不同，所提供的歷史教訓，當然也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至於說，由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幕後」建了個網上中國文革博物館，所以中國人自己就不能建，理由也很薄弱。照我看，由於美國人建立中國文革博物館，中國人自己更應建立一個博物館，給文革及其影響作出公正客觀的總結，方爲上策。

　　當然，「公正客觀」是什麼，律人和律己尺度在哪裏，都是十分難以拿捏的。許多人到北京參觀「中國現代文學館」，都覺得它建設堂皇，令人豔羨；然而這麼大的一個館，卻對十年文革隻字未提，也是使人驚訝不已的地方。

　　設立博物館，無疑與創建者對待歷史的態度有密切的關係。博物館最大的意義其實不在於展出遺物，讓人「憑弔」，而是以實物和語文說明提供思辯的條件，讓參觀者可以從中思考我們從哪裏來，應到哪裏去這類問題。

怎樣對待歷史？

　　徐文提到，博物館實物「會把人們帶入血腥、帶進憤怒，從而可能危害到今天和明天的社會」，那恐怕是種片面的預測，博物館反應如何當然也要看「受衆」是誰而定的。或許有人認爲，今天的中國羣衆還是容易激動的，容易受誤導的，因此不提過去，穩定壓倒一切。但同樣令人迷惑的是：面對過去，是否就不能保持穩定？相反的，不檢討偏差，是否就能避免錯誤不再重犯，悲劇不再發生？

　　筆者向來反對以挖人瘡疤、幸災樂禍這類陰暗的心理看文革，或看任何災難。（因爲我相信報應。）怎樣對待歷史事件，確與當事人的心態和氣度有關。同樣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人懺悔贖罪，日本人曖昧躲閃，便有天淵之別。而在這件事情上，兩者絕對可以相比！

　　此外，即使文革博物館未建，文革全史未出，也並不表示文革完全沒有被記錄下來，反映出來。因爲中國人還是個有文化的民族！倘若你對鄭念、張戎以英文寫的小說不以爲然，以中文寫的回憶錄和「傷痕文學」也着實不少。

　　據了解，這些源源而出的文學作品，是1970年代末期的潮流，並得到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路線所鼓舞。作品包括戴厚英的《人啊，人！》、古華的《芙蓉鎮》、諶容的《人到中年》等。晚年覺醒的巴金，寫出《隨想錄》；88高齡的季羨林，也有《牛棚雜憶》。學者劉再復探討爲何中國作家在諾貝爾文學獎缺席的議題時，也曾在鴻文中追述了文革的影響。

文革的惡果

　　個人認爲，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這三部曲，是對文革最有概括力的描述。這三個中篇表現了三個層面，即知識分子的埋沒、大自然的破壞與教育事業受到摧殘。實際上，中國目前仍在承受着這些惡果。讀了這三篇小說，你會明白文革的過去是可以深刻地檢討的，絕對不用血淋淋。

　　文革的發生，當然也不能脫離特定的時代背景。曾被打爲「走資派」的一名中共老黨員馬識途（看來是筆名），便在著作《滄桑十年》中提出一番探索。據港報引述，書中這麼寫道：

　　「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事，是在中國社會土壤裏和在中國歷史現階段發生的，也只有在現在中國這個環境裏發生。鄧小平在說到過去的錯誤時說：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認識、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

　　「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有不少弊端，如表現爲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思想僵化、壓制民主、打擊報復、欺上瞞下、專橫拔扈、貪贓枉法等官僚主義，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書記、第一書記，什麼人說了算，獨斷專行，正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也是發生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當然，這是馬識途的一家之言。

　　徐文的主題是：「外有洋人，不談家醜」。細想一下，文革的悲劇，是不是也因這種極度懼外排外的思維而產生的呢？因爲當時的毛澤東告訴中國人，發動文革，是爲了對付「帝」、「修」、「反」——即西方的帝國主義、蘇聯的修正主義和國際反動派。於是全國陷入了「抓鬼」運動中，人人都自稱忠於毛主席，都說對方是外國代理人……。

　　其實在1950年代初，美國參議員麥卡錫極端反共，也曾以莫須有的罪名，掀起過類似的「獵巫」（Witch-hunting）行動，給社會造成了分裂與動盪。但大量的文獻、記錄片和文藝作品顯示，美國人對麥卡錫主義的批判不遺餘力，對其踐踏人權的做法予以譴責，並不因爲這段日子不光彩而絕口不提。(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