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新社引述《中国新闻周刊》指出，１５年前还是一片净土的中国，现在已经是到处都能发现艾滋病的国度。１５年前，江泽民还未上任, 人们谈论起艾滋病的时候，脸上还都带着一种暧昧的笑；现在，人们谈论起艾滋病和中共高官的婚外性丑闻，就像谈论晚餐吃什么。
中国官方报告称，到1999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共为15000多例；专家估计：保守数字至少５０万人，并且以每年３０％的速度增长。专家断言：艾滋病在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
中国新闻周刊引述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的话说：“假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灾难。”
文章指出，按照曾毅的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６０至１００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人民币４６００亿元到７７００亿元。这个数字曾让中国有关领导人担心：艾滋病一旦流行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辛勤建设的成果。
卫生部公开披露的数字是：从１９８５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到１９９９年９月底，中国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１５０８８例，其中艾滋病病人４７７例，死亡２４０例。
《中国新闻周刊》援引艾滋病专家学者的观点指出，这类数据远不能描述艾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上毫无意义，只能误导决策者，错失抵抗艾滋病之害的良机。”
文章举例指出，１９９４年以前，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云南的吸毒者。１９９４年后，艾滋病传播超出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１９９８年６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了感染者，短短四年间，艾滋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专家估计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直线上升，１９９３年为１万，１９９４年为３万，１９９５年为１０万，１９９８年是３０万，１９９９年，保守的估计数字是５０万。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
目前中国出现大批死亡的地区，是血源性感染的重灾区，比如河南、河北、安徽和湖北几省得一些乡村。欧美国家基本断绝了血液感染这一途径，这使得因卖血、输血而染上艾滋病，几乎成了中国特色。虽然中国于九十年代颁布了《献血法》，意在通过无偿献血来阻断由有偿献血等原因发生的感染，但并没有对原先感染艾滋病的卖血人员进行彻底清查，地方上还私建了许多非法卖血站，吸引各地的职业卖血者流动卖血。
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全国有１０多个省发现卖血人群中，存在艾滋病感染者，数量极大。知情人士透露，血源性感染严重的一个原因，是基层血站的操作：把同血型的多袋血液混入离心机搅拌处理，保留上层的血浆，将沉淀的血球重新注入卖血者体内，以便快速再造血。如果其中一名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他就会将病毒传播给其他卖血者，这些卖血者到各处血站卖血后，又将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输入这些血液的病人除了自己受到感染以外，还将艾滋病毒传染给配偶和子女（如母婴传播）。据估计，如此一来，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以10倍速度地增加。
在许多地区，艾滋病防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地方官员“讳疾忌医”，生怕透露出当地艾滋病病情后影响“政绩”，艾滋病防治人员受排挤和革职的现象时有发生。学者或者一些机构十分有限的调查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１９９８年，河南血源性感染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调查感染人数，当查出１３２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调查被停止了。“我们的工作有两个：搞研究，和政府官员做斗争。”一位因披露河南血源性感染问题而被停职停薪的地方学者说。
阻断非法血源也受到了卖血者及其周围人的抵制。民间有句口头禅：“想发财，到汝南，一伸一卷十八元。”就拿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来说，这里已经有２０多年的卖血历史。村里十几岁以上的人，几乎都卖过血。谁不卖血，村里人会戳他脊梁骨，说他不务正业。有人为了卖血，还给血头送礼。上蔡县的许多农民一门心思卖血，成了”铁血敢死队“，不但跑遍了省里的血站，还远赴武汉、长沙甚至新疆去卖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是文楼卖血的高峰期，全村3000多人中，１０００多人卖过血。现在连迟迟不愿承认的官方也说：“上蔡的艾滋病是由卖血感染的。”
文楼村乃至上蔡县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一些文字材料上说：来自武汉的桂希恩教授在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１１个人的血样，有１０例检验出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１４０人的血样，有８０多例呈阳性。２０００年初，河南卫生厅去文楼村抽取了１５２个人的血样，但化验结果至今未得到公布。
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以至死亡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几年前，感染者因为未到病发期而使问题得到了隐藏，也没有引起村民的注意。然而，从去年至今年，已有１２人死于艾滋病。从今年正月初一到三月初一，７人在两个月内死于艾滋病。
２０００年８月，中新社记者到上蔡县防疫站采访，防疫站就与县委宣传部门通了气。采访卫生局王副局长时，被告知“没空”，张局长则告诉记者：“你打错了（电话）”。据传，卫生部门生怕输血受感染的病者提出诉讼，希望通过“捂盖子”（即不对外张扬）使这个问题“自生自灭”。
当媒体记者初到文楼村时，村民希望舆论能够促使县里面帮帮他们，但毫无作用，而感染情况的曝光也带来了许多负面作用：使他们的蔬菜没人买，子女的婚嫁也变得麻烦起来。２０００年夏，上蔡县流传这样的话：“艾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西瓜里。”
据说上蔡县怕影响投资环境，怕农民出去打工没人要，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所以要求村民们保持沉默。一位村民对中新社记者说：“县里打过招呼，不准接待记者。”
《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目前中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还来得及。但可怕的是否认和冷漠，并由此而引发“不作为”。不幸的是，一些官僚和政府机构正在这样做。难道，中国真的要为这场灾难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才开始亡羊补牢？(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