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訊】用「山崖上的巨石」來形容當前中國社會的狀況和處境，我以為是再恰當不過了。
這一方面可以表達這個時期中國的敏感性和不穩定性。這塊巨石非常懸乎非常脆弱地擱在山崖上，只要碰一碰，或者說，風吹大一點，它就可能開始滾動，它受不了來自任何方向的擾動，因為它的下面沒有支點。
另一方面，這個比喻可以表達當前中國的危險性。沒有人知道是來自哪個方向的力量最後推動了它，也不知道它是否會滾向萬丈懸崖，摔得粉身碎骨；或者滾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把過去滾過的路再滾一遍，這路上有文革那樣的地雷，毛澤東那樣的惡魔，有大饑荒的餓殍和知識分子的墳墓。
當然，這個比喻還可以展示中國的希望——這塊巨石也可能滾向世界文明的主流。
中國面臨如下幾種可能性：
一、原地不動：「戰爭狀態」
Ａ、腐朽、殘酷與墮落
要指出目前中國社會的性質並不困難，拋開那些意識形態廢話，我們都會同意，當前的中國是權力社會和金錢社會雜交出來的怪胎。這個怪胎是「老夫少妻」結合的產物，「老夫」是權力，「少妻」是金錢。所以，中國既是晚期的權力社會，又是早期的金錢社會。
晚期的權力社會是腐朽的，早期的金錢社會是殘酷的。因此，今天的中國社會既腐朽又殘酷，但二者的血腥味是一樣的，瘋狂的程度也不相上下。晚期的權力社會就是末代王朝，但的末代王朝的腐朽更有甚於以往的任何末代王朝。以前的王朝把天下當著它的家產，還有愛惜之意，以人民為子女；王朝把天下當作整個「盜竊集團」的公共贓物，可能時永久瓜分，不可能時加速瓜分，妨礙他們瓜分的人民都是死敵。
早期金錢社會就是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早期資本的每個毛孔裡都滴著勞動者的血汗」，這句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語言並沒有說錯。不僅如此，早期資本的「第一桶黃金」，很可能是出賣母親獲得的。而中國社會的金錢化的殘酷和墮落，又是西方國家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比不了的。西方社會是宗教社會，大多數信徒沒有生活在地面上，而是飄浮在空中，金錢關係的發展使之世俗化，使之墮落，這種墮落在文學大師巴爾紮克和狄根斯的筆下得到部分體現。但他們也只是從天上墮落到地面。而中國人本來就不怎麼真信宗教，經過的掃蕩，更是什麼都不信，所以他們本來就在地上。從這個基礎上墮落，自然是地獄裡見了。可惜現在中國的文學家只會嚷嚷，比如梁曉聲，只會把辮子留得長長的；又比如「後現代」者，不怎麼會寫小說，如果會寫，可能會寫出比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還要精彩的作品。
恰好，中國又是從公有制社會開始金錢化的，有權人控制著主要社會資源，所以「金錢少女」哭著喊著要嫁給「權力老夫」，以便獲得社會資源和優先權；權力老夫也正好要抱抱金錢少女，以便把無形的權力兌換成有形的金錢。所以，現在中國的大資本家，如果有的話，基本上是權力資本家；大官僚，自然是或將要是資本化官僚。權力資本家不一定要自由，而是要專制，因為專制權力已經成為他投資的產業，這產業將為他帶來源源不斷的利潤；資本化官僚不一定愛專制，反而可能愛自由，至少他們的子女是這樣，紛紛跑到美國來買房置地，讀書抱娃。
最可憐的是既沒有權力也沒有金錢的老百姓。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實現了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人們至少有結社自由，弱勢群體通過結社爭取自己的權利。所謂「無產階級」，是自由得一無所有，今天中國的下崗工人是「不自由得一無所有」。社會對他們的剝奪是多重的，既剝奪財產，也剝奪自由。他們是「三無牌人群」：無產階級、無權階級兼無業階級。
不要小看他們，他們是火藥，就看誰去點燃他們了。呆著原地不動，就是呆在火藥桶裡；也是呆在墮落與腐朽的糞坑裡，長期看，能存活下來的只有蛆蟲。
Ｂ、「一瓶散沙」：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
如果從社會結構上看今天的中國社會，可以用盧躍剛先生告訴我的一個比喻：「一瓶散沙」。王力雄先生擁有這個比喻的首創權。
中國過去被稱為一盤散沙，經過毛澤東政權的改造，中國變成了一個「鋼筋混凝土」社會：中國是「鋼筋」，因為他們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人民是「沙子」，被極權制度的「水泥」澆鑄成毛澤東所需要的各種形狀的鋼筋混凝土預制件。改革開放以後，員的鋼筋在一根根折斷，極權制度也在瓦解，人民重新慢慢還原成原來的沙子狀態，所不同的是，不是裝在盤子裡，而是裝在一黨專制制度的瓶子裡，這個瓶子一旦被打破，社會就散掉了。
這種沙子狀態，就是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所描述過的每一個人都以他人為敵的「自然狀態」，他把這種狀態稱為「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也稱為無政府狀態。中國是有政府的，不過，這個政府只是形式上的，實際上等於沒有政府。因為政府官員日甚一日地放棄裁判功能，而參與對經濟利益的爭奪。他們既在場上踢球，又有權鳴哨判別人犯規。這樣的政府在某些情況下比沒有還要糟糕，因為它不公正，還堵住了所有的公正之路。
在這樣的戰爭狀態下，人們的利益在大多數情況下處於衝突狀態，而難以協調。只有在有一個公正政府的條件下，在利益相近的人們組成共同利益集團的情況下，社會利益衝突才有可能通過協商來解決。因為利益集團大大降低協商費用，公正政府大大提高違規者的成本。
如果維持現狀，就是維持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狀態，社會越來越趨於崩潰瓦解。
Ｃ、自由—權威曲線下沉與混合政治危機
如果要現在的當局對目前中國的社會狀況承擔全部責任，那是不公正的。新舊兩份政治遺產決定了今天中國的現狀。
舊遺產是從秦始皇開始的中央集權制度，這種中央集權制的社會開始現代化，很容易發生「自由—權威曲線」下沉，也就是權威資源大量流失，而自由卻增加不快，造成自由和權威都缺乏。這樣的社會，往往是混亂、衰退和腐敗並存，因為權威不足混亂，因為自由不足衰退，因為有權人的自由增加而約束減少而腐敗。我稱此現象為政治上的「停滯膨脹」，社會停滯，腐敗的權力膨脹。現在中國的新左派看到了腐敗和權威不足的一面，認為是自由過多造成的；自由主義者看到了自由不足的一面，認為是權威過大造成的。
新遺產是毛澤東留下來的，那就是僭主全權政體。在神權本位的皇朝條件下改革，比如日本和英國，在天皇和英王的權威下改革，權威再喪失，國家的統一性和象徵總是存在。毛澤東的政權本來就是紙幣政權，沒有權威本位，只有韋伯所說的「奇裡斯瑪」權威，也就是人格魅力權威。這個權威隨著他老人被製成標本而喪失了。現領導作出種種努力，想重建「奇裡斯瑪」權威，效果可想而知。我認為這是捨本逐末，不如和人民重新訂立契約。
由於新舊兩種不良政治遺產，使中國政治危機重重。第一個危機最大，我稱之為「權威本位危機」，也可以稱為「合法性危機」，這是指現在的統治仍然是僭主政治，沒有權威本位，過去還有共產主義的名義，這個名義可以假冒神權、民權和父權，現在連這個假冒的名義都沒有了。
第二個危機是」權力配置危機」，也可以稱為」政體危機」。這個危機是指政治權利在縱向和橫向方面配置不當，在縱向上，過於中央集權；在橫向上，過於政黨集權。這使得社會沒有自由發展的空間，而且權利容易腐化變質，一旦變質，全社會都跟著腐爛。
第三個危機是「統治能力危機」，也可以稱為「政權危機」。這主要是由僭主政體必然產生的「第二把手更換率」和反淘汰機制帶來的。最高領導人如果不通過政變上臺，就會荼蘼化，一代不如一代；第二把手以下的領導人也必須逐級無能化，即使有才能也不能表現。能力不足，當然既看不見也解決不了重大社會問題。
如果維持現狀，就等於說維持危機，等待危機轉變為災難。
二、向左滾：社會革命與國家分裂
假如離開現狀，這塊巨石會向哪裏滾呢？如果向左滾，那就是一場社會革命。雖然經過六四慘案，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呼籲告別革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劉再復、李澤厚和郭羅基諸先生。但是，革命不是你想告別就告別的了的，關鍵是要看當局願不願告別頑固。
一個社會是否會爆發革命，主要看該社會的邊緣份子狀況。邊緣份子越多、越固定、越不能向社會中心流動，發生社會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余英時先生對毛澤東的人格心理、活動時代的社會基礎與天下治亂的關係有出色研究，他指出：「一九二七年以後毛澤東『革命』的社會基礎主要是農村的邊緣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農人。」但整個中國的革命力量除了農村邊緣人集團外，還有另外一個集團，余英時先生稱之為「城市邊緣人集團」，主要包括邊緣的知識分子和工人。毛澤東從一九三六年開始收復城市邊緣人集團（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第５２－５４頁）。
其實，不只是，任何一場社會內部革命的領導人和參與者都是那個社會的邊緣人。上層邊緣人思想容易激進，下層邊緣人行動往往過激，這是被社會排斥所引起的自然反應。中國現在最大的邊緣人群之一是離退休職工，讓大陸官方傷透腦筋的信徒，就是這個邊緣人群的組織。這個組織號稱數千萬人，雖然沒有那麼多，數百萬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本來就邊緣了，這一次被猛打猛壓，就更邊緣化了，他們未來將作怎樣的偏激反應，還不得而知。
另一路邊緣大軍是在城市居留的農民工，在歷史上他們被稱為流民，名聲不太好。他們是歷代起義軍和造反者的主要征募對象，現在也是城市罪犯的主要後備軍。他們的心態最不平衡，鄉村回不去了，城市又融不進，好生活看得見，似乎摸不著，又沒有什麼約束他們，沒有宗教，也沒有組織。他們是一群沒有韁繩控制的野馬，一旦奔騰起來，其勢不可擋。
邊緣大軍的新生力量自然是人到中年、從倒閉國有或集體企業裡下崗的職工，其總數據說已達八千多萬。不受保護、被優惠政策遺棄的私營經濟發展緩慢，延緩了他們的再就業過程。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負擔最重，被剝奪感最強。他們以前被捧為虛幻的主人翁，至少是工人老大哥，是領導階級，現在是住 誄鞘欣鐧摹叭奕巳骸薄Ｋ橇┟穸疾蝗紓┟窕褂幸荒度值兀釁鷴氳納畋Ｕ希敲揮小Ｋ嵌加幸恢質芷燮晃耆璧母芯酰喬啻漢木×耍揮姓劬桑揮猩緇岜Ｏ蘸脫轄稹Ｋ鄧鞘竅衷謐罘吲娜嗣牽揮幸壞憧湔擰Ｋ嗆團┟窆げ煌鞘僑菀妝蛔櫓鵠吹娜恕Ｏ衷諶韉夭歡戲⑸那朐浮⒕滄錄蠖嗍撬歉傻摹Ｋ鉤裕悴荒芨擁擁梢勻萌擻澇睹庥詡⒍觶皇欠埂?p> 光是這些邊緣人群還好說，還主動製造了一大批邊緣精英或者說邊緣知識分子。批量生產的邊緣精英是參與六四事件被清洗掉或被入另冊或被列入黑名單的幾十萬大學生、研究生和機關幹部。現在在野的中國民主黨的黨員們，就產生於這批人。當局似乎覺得這些邊緣精英還不夠精英，中央宣傳部「邊緣精英製造局」（這個機構可能是不掛牌的）每年還選定一些最出色的知識分子，把他們送到社會邊緣。２０００年就輸送了李慎之、茅於軾、劉軍寧、樊綱等，秦暉、朱學勤據說正在該局下一批產品名單上。而作為傑出人材剛被美國國務院請到美國訪問的著名女學者兼記者何清漣一回到國內，就進入了邊緣人群——她被解職了，而且，不許發表她的文章。好象惟恐自己的對手力量不夠強大，樂於為叢驅雀、為淵驅魚。
開始於１９９２年的下海狂潮製造了另一批邊緣人群，這些人大多是黨政機關的幹部，撲騰幾年後，有的發了財，有的發了財又賠掉了。他們有的上了岸，又回到機關，但更多的人回不去，因為從１９９７年開始黨政機關大精簡，裡面的人還要往外送。在這次精簡中丟了官的，又是一批邊緣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基層幹部的邊緣化，尤其是縣級以下的幹部。縣級政府也有五、六套班子，經濟市場化後，他們從功能上成為多餘的人，從收入上成為領不到薪水的人。我的老家安徽省銅陵縣還不是最窮的地方，縣級幹部的工資都經常拿不到。當地幹部有一首民謠說：「工資不發不要愁，過了二十八還有二十九；過了三十也別著急，月大還有三十一。」九九年的春節我回去過年，有幹部告訴我，全縣縣級以上幹部的幾十萬元過年的工資，是從銅陵市一家公司借來發的。至於鄉鎮幹部的工資，就更沒有著落，要想活命，只能靠向農民攤派，他們再把一大批農民逼成邊緣人。
如果我說相當部分的出國留學生也被邊緣化，有些人可能不信。這些被邊緣化的人主要是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讀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或文學的留學生，如果他們在六四期間再有些過激行動，就更回不了國。但他們中的不少人或者沒能力、或者不願意進入美國的主流社會；即使進入了，比如崔之元，當了麻省理工學院的教師，但他研究的領域也不是美國學術的主流，還是邊緣人，所以他關心中國遠甚於關心美國。他們中的有些人，想回國，為了回國，也做出各種姿態，但對這些人從骨子裡就不信任。這些人就成了雙重邊緣人，既是西方社會也是中國社會的邊緣人。這些人的革命性可能最強，當年辛亥革命者就主要是在日本留學的邊緣人，海外革命派主要是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邊緣人。今天的所謂新左派，也主要是在美國和香港的邊緣知識分子，比如甘陽、王紹光、崔之元、韓毓海等，只有汪暉回到了國內。當然，新左派的觀點具有兩面性，既有被官方利用的可能性，也有成為革命學說的可能性，象甘陽那樣不加區別地為中國近現代以來的革命唱讚歌，就讓人憂慮。
另一類邊緣人可以被稱為中國的「第四等級」，他們是中小私營企業主，是各種貪官污吏盤剝的對象。黨政官員是第一等級，國有企業職工是第二等級，集體企業主是第三等級，他們是第四等級。我有幸曾經是他們中的一員，在北京西城區開過一個茶館。一日，月壇派出所的一個小民警帶人來喝茶，他的朋友問單間多少錢。小民警說：「甭問，他敢要錢，我下午就來把他的門給關了！」當時正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兩個朋友（他們也是律師）在和我一起喝茶聊天，聽到如此張狂的言論，正要發作，被我攔住了。這個第四等級有點錢，但沒有尊嚴。
要是有人認為這些邊緣人的力量還不夠強大的話，還有更強大的，那就是邊緣民族和邊緣社區。邊緣民族是指那些要求自治甚至獨立的少數民族，比如西藏人、新疆人和內蒙人；邊緣社區是指港澳特區，還有臺灣，大陸一天不改變政治體制，他們便一天不能遠離對專制的恐懼。今年７月１日是香港回歸中國三週年，慶祝這個日子的不是煙花爆竹，而是市民憤怒的吼聲。幾天來，香港市民不斷上街示威遊行，抗議特區政府的無能統治。海外中文媒體作了報導，《蘋果日報》的題目是：「回歸日倒董大會師」；《東方日報》的社論是「東方之珠慘變憤怒之城」；《世界日報》也發表社論：「回歸三週年，香港為何進入怨民抗爭年代」。邊緣社區在可能的情況下，會成為革命的策源地。
這些邊緣力量在何種情況下找到一個公共目標，採取一致行動，或爆發何種性質的社會革命，還是一件難以估計的事情。但就以上邊緣力量的性質看，發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可能性有多大，還不敢肯定，因為大多數邊緣人群不是有產階級，而是「三無人群」。最有可能把他們整合起來的目標是「要吃飯，要平權、要清廉」以及「反庸政、反迫害、反貪官」。香港現在反的就是庸政和庸官。但只要這種運動演變成暴力革命，國家的分裂幾乎 強隙ǖ摹?p>三、向右滾：法西斯化
邊緣人群的存在和反抗是對現存社會秩序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重大威脅。我們前面指出過，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就是金權集團，是權力資本家和資本化大官僚，他們既害怕政治平等，也害怕經濟平等。政治平等化會取消他們的特權，經濟平等化會限制甚至剝奪他們的財富。這種向左的拉力越強，金權集團就會產生向右的驅動力，以防止國家和民族分裂為名，加強中央集權；以挪開指向自己的矛頭為目的，在國內或國際上製造一個讓全民族憤怒的敵人，在國內實行軍警統治，對外實行擴張政策，並煽動整個民族的狂熱情緒，並以民族主義來修補統治權合法性危機的破洞。這個過程，不用說，就是法西斯化。
這不是我杞人憂天，這個法西斯化運動在中國已經彩排過兩次了，效果極佳。在國內製造的敵人是「邪教」，在國外製造的敵人，一個是美國，借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之機；一個是臺灣，借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之機。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的狂熱。以德國民族的理性精神，以德國法西斯化之前的自由開放，尚且沒有抵擋住納粹黨徒的蠱惑宣傳，何況今日的中國人？一本叫作《超限戰》的書，主張不擇手段地動用武力，又一個名叫辛旗的人，居然叫囂要用原子彈炸平臺灣南部，就因為那裏的選民支持陳水扁當選。就是這樣的書和這樣的人居然還成為國內媒體和某些國外中文媒體的新寵，可見，權力和金錢合作是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
出現這種情況絕非偶然，中國現在具有法西斯化的基本條件。第一個條件是政治上專制和經濟上相對自由，為法西斯主義準備好了溫床。我們知道，在這個階段上，統治者有權威極大化的衝動，這一衝動有兩個方向：向上擴大權威落差，也就是進一步獨裁專制；向外擴展權威距離，這意味者統治者或者要扮演大國領袖或者乾脆擴張侵略。而新生的有產階級則有自由空間最大化的衝動，單個的行為是移民或殖民，集體的行為當然是向別的地區或國家擴大生存空間。德國當年向世界要求生存空間，其實，當年的德國比今天的中國的生存空間大多了。
最近在英國多佛市的一個集裝箱裡發現５８具中國偷渡者的屍體，還不是表明中國的生存空間有問題？他們絕不是為了思想自由偷渡的，而他們仍然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去進行「國際大流竄」，當然是國內沒有他嚮往的生存空間了。這些人如果遇到希特勒，是完全可以成為他的士兵的。
這就是我說的權威和自由並存的「鱷魚的蜜月」時期，權威極大化和自由空間極大化疊加，在歷史上形成了殖民主義、拿破侖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中國遭受了共產主義禍害之後，還會不會被法西斯主義踐踏一回，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中國一天不能民主化，不能實現自由與權威的均衡，不能為當權者也為自由套上資源約束、權利約束和主權約束的籠頭，中國就一天不能消除法西斯化的危險性。
第二個條件是國際權威指數上升並接近世界前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不僅有內涵的國威指數上升，也有外延的國威指數上升。前者指的是國內勞動生產率提高，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產值的提高；後者指的是香港、澳門回歸，國家總體實力大大增強。這會刺激某些法西斯分子對世界空間重新進行瓜分的渴望，要按照新的實力對比來切割世界勢力範圍。當年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化，就有這一要求的推動。
第三個條件是被世界強國瓜分和欺侮的慘痛歷史，尤其是和日本之間的愛恨情仇尚未了結。報仇雪恨的民族意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成因之一，意大利被德國和法國當作擦腳布已有好幾個世紀；德意志民族在統一前受法國、英國和俄國的蹂躪，統一後想雪恥，反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迫割地賠款；日本呢，是被美國的炮艦打開國門的。把這些民族所受的所有恥辱加起來，不一定比中華民族在最近一個半世紀裡所受的恥辱多。在所有列強裡，只有美國對中國恩大於怨，其他強國，特別是日俄，和中國積怨甚深。這是中國法西斯主義分子可以利用的資源。
在這三個條件裡，最重要的是第一個條件，只要第一個條件被消除，中國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可能性，將遠遠小於步入世界文明主流的可能性。
所以，中國的希望，也就是民主在中國的希望。民主在中國的希望，取決於人們對民主的渴望程度。但從目前中國思想界的情況看，第一次出現了非官方組織的對民主和自由的質疑思潮。新左派對自由主義橫挑鼻子豎挑眼，某些自由主義者則對民主在中國的前景也有點憂心忡忡。這對中國是禍還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