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江澤民這句話，在今年的新春前夕，新聞出版署立馬把新聞出版界的負責人召集到北京舉行會議，除了傳達江澤民的講話精神，政治局常委李嵐清和中宣部副部長龔心瀚到會講話，會議指出大陸出版界在黨史、軍史、國史方面經常出問題，並屢屢在外交和敏感的政治話題方面發生犯規現象。並提到，現在不少出版社手上有一批涉及百年曆史回顧的題材，重申必須遵照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允許自由發揮。到會的領導人再三強調，絕對不容許鼓吹多元化、私有化，因爲江澤民把鼓吹多元化視爲危及黨和國家前途的大逆不道；同時還提出要「強化陣地意識」，要求出版業的各級領導人「守土有責」，把能否落實上級的要求與自身的生存聯繫起來。此後一系列的整肅新聞出版界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動作，即由此而來。
「思想有自由，寫作無禁區，出版有紀律，黨要講政治」，這是中共控制出版業的新戒條。據業內人士介紹，與過去不同，如今撰寫犯忌作品的作者個人一般不大受到追究，因爲思想和創作的自由實在已經無法控制，當局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對出版者的控制上面，而對出版社的控制如今也已經退到最後一條防線，即控制組織人事大權。目前，對違規出版社的懲處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是黃牌警告－－實行停業整頓，第三次是從社長、總編到普通員工全體解職，連出版機構本身也全部解散。
新聞出版署的負責人對旗下的各出版社負責人打招呼說，過去在處理買賣書號問題時，還是比較着重體恤大家的實際困難，現在江澤民發話了，我們自己的飯碗都將不保，顧不過來你們那麼多了，「原來是殺雞敬猴，現在是有雞殺雞，有猴殺猴」。改革出版社和炎黃春秋出版社等十五家出版機構，就是在江澤民的指示下、按照上述新戒條遭到解散和停業整頓懲處的，出版《官場祕藉》的書商還被逮捕入獄，正面臨着「煽動罪」的起訴和判刑。業內人士擔憂，象近年來比較活躍的「草原部落」等出版商的命運，也將是凶多吉少。
行家們認爲，過去還在處理一個出版社或一個具體的案例時，通常還要尋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現在則是赤裸裸的把體現最高領導人好惡的片言隻語作爲處罰的依據，新聞總署在處罰那些「違規」出版社的時候往往說，我沒有什麼理由好解釋的，你也用不着申辯，反正是老闆不喜歡你們出的東西。這裏的老闆即指江澤民也。龔心瀚向出版界的負責人交代，要向（江澤民）老闆負責！（上海當局更是肉麻的宣稱「我們上海要爲澤民同志分憂」）不能辜負江澤民的「重託」。這是丁關根「專業」技巧的又一次體現。
早些時候，中共爲了加入WTO曾擬定了一個所謂「三五八方案」，準備三年內向民間資本開放出版市場，但是從時下以傳統方式整肅出版界的力度加大的趨勢看，這個方案已經被廢除了，取而代之的中共最近提出的所謂「兩個市場論」，即在擴大經濟和物質商品市場開放的同時，根據中國的國情加強對精神產品市場的管理，嚴禁民間資本涉足新聞出版業，並作出規定凡因逐出已有民間資本造成的空缺和虧損，將有國營資產來替補。新聞出版署春節前夕的那次會議還強調，在因應加入WTO的對策方面，除了發展報業集團和在一些要扶持的媒體進行政策試點，還要加強和健全出版業管理方面的法制，對涉及重大題材和敏感政治問題都必須事先報審，同時還要求各省仿效中央建立審讀機制和審讀隊伍，加強對印刷企業實行「印書（許可）證」制度，加強對違規者懲處的力度。
縱觀中國大陸在新聞出版業上出現的反覆，一方面體現了中共意識形態的徹底瓦解，它不得不採用近似黑社會的手法來進行管理，不問是非理由，唯權力是從，象「有雞殺雞，有猴殺猴」這樣趕盡殺絕的做法，甚至連黑社會都不如了，可見今日中共已墮落到何種程度；另一方面，自八九年以來中國大陸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明顯得比前十年要緊，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新聞出版從業人員下海的下海、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一片凋零，然而在中共「主旋律」的高壓之下，民間文化出版界仍然找到夾縫，拱出了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出現了江澤民所抱怨的：這麼多年連一個買賣書號的問題都解決不了的奇觀。即便目前大陸的出版業的確存在着低俗商業文化氾濫等種種弊端，中共繼續加強對新聞出版業的傳統控制，也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如果目前對新聞出版業的整肅，有什麼關閉出版社、逮捕出版商等具體成效的話，那充其量也只是一種迴光返照。
再現文革後期的奇特景象 日前，丁關根要求關閉人民日報網站「強國論壇」以外所有的大陸網站中文論壇。他在七月十六日參觀中國青少年計算機信息服務網時強調，要運用網路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與此同時，中宣部日前向各級政府下達文件，要求各地黨政部門開展清查「政治性謠言」的行動。毫無疑問，北京的這一舉措旨在增加對社會思想輿論控制的力度。
分析丁氏此舉的原因，首先是中共政治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十分敏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成克傑貪污被判死刑，既反映出中共反腐敗口號的破產，江澤民當政的這些年不但腐敗沒有得到遏止，相反腐敗的規模越來越大，性質越來越嚴重，涉案官員的級別越來越高；但是中共的處理卻還是政治權力鬥爭重於制度改革建設的漩渦裏無法自拔，陳希同貪污腐敗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成克傑卻只判十六年徒刑，反映出中共維護既得利益超過了反腐敗的決心和毅力。
另一方面，在今年北戴河會議前夕，江澤民在對內事務上因爲鎮壓法輪功，導致中國人權狀況的急劇惡化，引起海內外的一片抗議聲浪，而法輪功不屈不饒的抗爭，使的它與中共正在進行的這嘲聖戰」中積聚了更多的資源。在對外事務上，因爲密使案件的曝光，令江澤民在統一問題上腹背受壓，一方面因爲要對這些年來的對臺政策失敗負責，他的核心決策地位受到了挑戰，社會輿論已經把他視爲李登輝的「同路人」，另一方面，臺灣新政府表現了比李登輝更多的善意，北京卻遲遲無法給予正面的回應，這使人感到，江澤民該堅持的時候「出賣」了民族利益，而在該妥協的時候，卻總是演「過頭戲」，凸現出他政治上的搖擺和幼稚。
其次，這也是中共專制權力的本質使然，中共手裏捏了一把製造「思想太監」的刀。據中南海向來所有的癖好，就是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與江澤民爲首的「三個代表」保持高度的一致，也叫一元化。大陸著名青年思想理論家吳稼祥最近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十二億人口各有各的需要，最簡單的管理是把大家所有別的需要都砍掉，讓大家只有一個需要。所以要把所有的自由思想家統統閹割掉，這就是我們國家存在的一種割韭菜傾向，你劉軍寧、何清漣想自由思想，老子就把你割了，就象把一屆一屆的思想家變成沒有生殖能力的思想的太監。就象每一代青年人總是要獨立思想一樣，江澤民、丁關根之流總是要想方設法把思想家和知識分子閹割了，鉗制人民的言論。
中南海試圖在暴風雨來臨之際，先行封殺各種社會輿論監督，就象小偷行竊的時候，先把燈關上一樣。然而，封殺充滿活力的國際互聯網，追查所謂的政治謠言，讓人民感到與文革後期四人幫垂死掙扎的種種舉措，何其相似也！難道中國的歷史就無法擺脫這種惡性的循環，果真如此，中國雖曾經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們可能將成爲亞洲最後一個民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