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数字来看，过去数千元可称“大案”，现在成百万、上千万，甚至数亿元者亦屡见不鲜，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尚未追究查办者不知又多少，绝大部分干部的工资不高，皆在年薪数千元，高者不过上万，但很多人却有数十万、数百万的家财，如果认真清理其来源，还不知要清出多少贪官污吏。

　　中国的腐败者们不断翻出新花样，细细考察一番，当前又有几个新特点：

　　挥金如土，崇尚豪华

　　新一轮腐败表现多样化，官员们一方面追逐金钱，另一方面崇尚奢华，带动整个社会的奢侈之风，最为突出的是集团消费急剧膨胀，公费吃喝、公款旅游惊人。

　　近年来，集团消费尤以小汽车、移动电话、无线传呼机的购买量上升最快，有的官员连进口的“蓝鸟”也不愿坐，专要高档豪华的“奔驰”、“宝马”。东北某省半年时间内购小汽车的钱竟达全省年财政收入的１０％。各种进口小汽车在全国的大中城市穿梭往行，社会上的口号是：没钱靠借款，也不坐“国产”。由于竞相追逐进口车，走私车生意因而红火。

　　据统计，全国每年仅公款吃喝、旅游消费就超过一千亿，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吃喝之风下，不少酒店餐馆推出“豪门宴”大赚其钱，广州甚至玩出“黄金宴”的新招，用２４Ｋ黄金打成万分之一毫米的金箔加入菜肴食用，这种“黄金宴”在一个月内竟然售出一百多席。在公款旅游的浪费上，北方某省不到半年就派出六十六个公费旅游团。不仅以考察团为名的公费旅游盛行，单位头头还可以从垄断境外旅游的公司获得大笔回扣，某市建委主任组织系统内房地产公司赴南韩考察，一次即轻而易举得回扣近十万元，旅游公司为其避嫌，连收条都不用他打。

　　如果要评选中国官场的第一“赌神”，非马向东莫属——沈阳市常务副市长，他一夜成名，创下了贪官另一项“腐败纪录”，狂赌：９９年６月底马向东到澳门豪赌，一夜之内就输掉三千六百万港币，还面不改色心不跳，据调查，他澳门赌场两年累计输掉近四千万元人民币.辽宁锦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赵国利，上任半年多，贪污受贿额高达二千二十多万元，平均每天鲸吞十万多元。

　　腐败分子一旦敛获钱财，就转而挥霍无度。辽宁东方证券公司综合业务部经理黄振江携带巨款潜逃哈尔滨两年，其间包了一个小姐，每星期支付对方七万元。海口市振东城市信用社会计吴干福，８个月鲸吞公款七百二十万元，送情妇礼品出手就是五万，聚赌出手就是二十万、三十万，还用两百万一次购买了四辆豪华轿车，组成车队招摇过市、兜风摆阔。深圳市沙井信用社主任邓宝驹，不到三年挪用、侵吞公款近两亿四千万元，一人坐拥四个情妇，仅在第四情妇身上就花费一千八百四十万元，他出入豪宅、乘坐名车，有大量的钻石名表，在香港赌马一次就输掉三百多万元港币。

　　扫黄创收，繁荣娼盛

　　东北某省的一次党代会上，有的代表对城乡市镇“美女云集”的现象提出批评，省委书记的答复竟然是：“不要只看到消极的一面，没有她们在各个角落活跃，外国游客和投资者还会来吗？”而今，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所有的卡拉ＯＫ厅、歌舞厅、咖啡厅、酒吧，几乎没有一家不搞“时装表演”的，此类“表演”无一例外是“透明三点式，披块花手绢”，而这个发明者居然还是沈阳市的原公安局长，因为他是某间歌舞厅三个秘密合资者之一，如今已因索贿受贿罪而锒铛入狱，其索贿受贿的金额创下了建国以来中国公安战线的最高纪录。

　　几年前在东北辽西地区发生一桩震惊全国的所谓“扫黄”案，阜新市公安局局长毛景祥及其领导下的公安局、各分局、派出所，为“创收”开展规模浩大的“扫黄”运动，公安人员与三陪小姐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即“培养妓女勾色鬼，公安出面抓嫖客”，内部规定抓一个嫖客罚款五千元，小姐举报一个嫖客奖励二千元；有的公安干警甚至指使自己的妻子和姐姐妹妹当小姐“勾引”嫖客给自己抓，自然是大量的冤假错案。当年出现的奇怪现象时，阜新市公安局扫黄工作“成绩”最大，创收最多，然而阜新的“小姐”们也越来越多，一时“阜新小姐”名扬全国，辽宁省曾有一段民谣：“阜新车站大楼外，拉客小姐一排排，假若小姐不出来，警察财路哪里来？”一场劫掠下来，金钱堆成了山，冤案也堆成了山。虽然“扫黄”运动上缴国家财三亿多元人民币，但是比这个数字更多的金钱却揣进了腐败分子们个人腰包。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贫穷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一点都不逊色于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

　　买官卖官，购销两旺

　　“卖官鬻爵”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轨道”，有些地方发展到明码标价的地步，其“市场交易”方式多为先将钱财拱手送上，而后等待官爵。能够直接向一把手购买，保险系数最大。以走私猖獗而闻名全国的华南西部重镇湛江，想买官如同到农贸市场买菜一样方便，你“舍得孩子就能套得住狼，出得起价钱就买得了官”，几十万买个科级，上百万买个处级，哪怕只花十来万，也能弄个公安民警干干。

　　１９９７年末，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和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被揭出一桩“卖官案”：个体户蔡登辉用了四十三万元，在短短一个月里完成入党、招工、转干、定级、提拔等一系列手续，摇身一变成为县经委正科级副主任，随后又迅速调入普宁华侨管理区，坐上了区财贸办主任、区政法委书记的交椅。山西有个“九品县令”王虎林，在中国官场中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短短一个月内就卖官鬻爵、“突击批发”官帽二百七十八顶，他刚刚当上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厅级）几个月便阴沟翻船。

　　河南安阳也是一个卖官鬻爵的“重灾区”，先后出了两任腐败市长，皆因卖官鬻爵琅铛入狱。９１年的副市长朱振江，受贿后协助行贿者提拔升迁十八人，受贿款额二百二十三万余元；９４年杨善修升任安阳市市长，卖官行径到了明码标价、来者不拒的地步，共受贿人民币三百三十九万元，美金三千三百元，受贿后提拔干部十八起；后来此地又出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卖官第一案”——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卖官鬻爵案。卖官鬻爵这种丑恶现象，目前大有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化的迹相，从贪官手中买来的“官”，必定也是贪官，不少人一旦官爵到手，便迫不及待“捞回本钱”。

　　安排退路，巧取豪夺

　　当官“很累”，一是要上下左右应酬，为升迁寻找“护身符”，没有钱办不成事。官场几年一换，竞争厉害，于是比着赛花钱，腐败官员们在这种事上花钱有很多门道，不是圈外老百姓能晓得个中奥妙的；二是官员要为自己的退路早做打算，知道提拨无望，就忙着谋退路了.退路就是捞钱，没钱也就没有退路。当官可以用权当钱使，无官无权了，钱就可以换权来使。这种常常让他们铤而走险。

　　捞钱的办法很多，给自己老婆、孩子及亲属批项目、批贷款、批紧俏物资、批土地、创办个公司、安排个职位，等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为找退路，均使出看家本事，无奇不有，陕西铜川市就有一件“奇闻”：铜川市郊区人事劳动局局长陈某，为其年仅１４岁的儿子办理“招工”手续到市纺织厂，但陈子并未去该厂上班，不久陈又将其子调入郊区工商局领导干部岗位，还去陕西工商学院脱产学习两年，获得大专文凭，接着又调入郊区技术监督局，最后在乡镇换届时，又被“驯任为郊区高楼河乡副乡长。

　　有一大批干部是临近退休时走上犯罪道路的，很多人步入老年，存在“付出多、得到少”的心理，有的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临到最后一班岗，不捞白不捞。五十九岁的广东东莞市打私办主任王兆才，在临退休的前两个月，疯狂索贿赂受贿，索取和收受走私分子金钱共计人民币９５万元、港币十三万元。上海宝钢集团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赵超，“看到已退休的许多同志因消费指数上升，生活水平在下降，于是才想到了自己”，因而萌生“不如趁有权的时侯多赚点钱防老”的想法，大肆收受贿赂。这种退休前紧捞一把的现象，被称为“五九现象”和“最后的疯狂”。

　　夫唱妇随，沆瀣一气

　　夫妻“同气相求”、共同索贿，乃是腐败一大特色，广东阳春市市委书记严文耀及其妻刘经梅就是一对“典范”，严指使副市长杨启周等密谋杀害市长，东窗事发，严妻银行行长刘经梅被查出大肆贪污受贿，并有超过五百万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夫妇均被判刑，震惊全国。

　　海南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及其妻子，也是东方市中国银行支行行长符荣英，五年里二人索贿受贿人民币一千二百十七万元，以及大量美元、港币、新加坡元、马来币、金项链、金手链、金戒指、金手镯、金条、黄金、金耳环等等，另外还有超过一千多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戚火贵被判死刑，符荣英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

　　江西省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本来廉洁，逢年过节带全家躲在亲戚家，躲避送礼，但其妻侯水娥对丈夫拒贿非常不满，一再煽动，最后夫妻双双入狱。原青海省人大副主任韩福才续娶了一个年轻二十二岁的妻子马玉龙，对马百依百顺，一篇报道形容他们“对于外财，他不敢收的，她敢；他不便收的，她方便”，结果也是双双入狱。这类腐败夫妻如今在中国俯拾即是。

　　舔犊护子，移民海外

　　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之后，中央大肆宣传所谓“失权的悲惨”，令党员干部皆担心自身处境，不但及时享乐，而且是“此身已矣，子女何堪”，要为他们设想，除了放胆搂钱，新的时髦是笼络、接触海外人士，签订“丧权辱国”协定，让外商得利，以换取子女出国，也可把搂到手的钱迅速转移海外，建立紧急状态时的避风港。目前许多高干都有一本用三十万到一百万人民币买到手的外国护照，一旦需要，他们便会亮出“外宾”的身份“返回”自己买来的那个“祖国”去。出去之前，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是拼命捞足，为留学海外的子女提供生活费用。

　　某市外贸系统一干部对外商收贿让利，事发被审查，然而主持审查他的某书记，也有二女一男在外国“留学”，于是他就当场质问这位书记：“您的工资不到一千元，在海外也没亲属，您的子女又不打工，他们的生活费哪儿来的？”那位书记当场汗都出来了。

　　腐败干部，跻身“大款”

　　目前中国已产生了一批“新富”和“新贵”，据国家计委“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状况典型调查课题组”首次在全国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调查中发现，当前经济收入最高的富裕者群体，主要是由七类人员所组成：１、股票证券经营中的获利者；２、部分个体工商户；３、部分私营企业主；４、部分歌星、影星、舞星；５、部分公司的负责人；６、部分经营者与承包者；７、部分“三资”企业中中方管理人员；８、部分专业人才…….以上人员，即是今日的“大哥大”阶层，囊括了当今中国经济收入最高的富裕群体。

　　这里尚没有将腐败干部列入收入最高的富裕群体中。但有相当数量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收入亦颇丰裕，其居所之豪华、生活之阔绰、出手之铺张、行事之挥霍，都俨然“大款”，但他们的工资性收入都不高，花销的多是公款，巨额财富几乎都是来自于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一旦东窗事发便统统化为乌有，须“上缴国库”，故这部分人员的“隐秘性高收入”还属于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虚假繁荣”，然而，他们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富裕群体。

　　实权人物，“红帽”现象

　　腐败现象主要发生在掌握人、财、物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少数当权者身上，被称为“实权人物”，并且是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实权人物”身上的趋势，但这些“身居要职”者腐败起来“隐而不露”。“实权人物”进行各种“曲线交易”，今天我利用你手中的权力，帮我办事，给你好处，明天你利用我手中的权力，帮你解决问题，给我“酬谢”，如此“投桃报李”，是实实在在的“双赢”局面。

　　不但如此，他们还即当婊子，又立牌坊。这种“伪君子”比“真小人”可要坏上几千倍。１９９６年年初爆发的山东泰安市委书记等七名领导干部走私、贪污、行贿、杀人灭口大案，引起全国震动，这个案件的几个特征令人吃惊：一是党委一班人集体犯罪；二是涉及上至中央、省，下至公安、银行、企业的党政官员数百人，犯罪人的亲缘关系连及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秘书、某省人大副主任等人；三是腐败分子长期被上级党委负责人视为“先进典型”、“有改革开拓能力”、“优秀的后备干部”、“开拓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被中央、省的报刊广为宣传，并已内定为省级负责人、“为中央输送的干部”的人眩

　　１９９９年，在闻名全国，曾被传媒鼓吹为“廉政南山”、“文化南山”，并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区”、“全国廉政建设模范区”的深圳南山区五套领导班子，一下子就垮掉了三套：区委书记、区长、区人大主任相继翻身落马，而区长何初本居然还是一名以写反腐败文章、提倡廉政建设而著称的“杂文家”，在“杂文”中经常引用“廉者常乐无穷，贪者常虞不足”的古语，深圳海天出版社还出版了他一本厚厚的杂文集《咏竹》，他以竹的精神比喻自己为官及做人的“廉政为民”及“高风亮节”；此外区委书记虞德海也曾被捧为“公而忘私”、“廉洁奉公”的“模范”人物，其“俭朴的生活”和“忘我的拼搏精神”，使他成了“特区廉政建设”的风云人物，名气响遍全国。

　　这种现象俗称“红帽子现象”，全国大有人在。安阳市纺织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胡安沈曾被授予省劳动模范、省优秀青年厂长、省市优秀经营管理者、市十佳青年、市十大新闻人物，就是在这顶顶红帽子下，他受贿一百十六万、贪污六十一万、挪用公款三十余万元，另有四十八万元来源不明。吉林省总工会原副主席薛景文曾获全国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省特等劳模等荣誉称号，是八十年代中期全国著名的新闻人物，也因鲸吞公款，收受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

　　蛇鼠一窝，前仆后继

　　近年来的腐败案件，都是一挖就一窝，一扫就一片，令人瞠目结舌。朱容基对湛江特大走私案的评价是：“湛江烂透了，走私分子已经指挥了我们的党政军１此案系境内外黑社会分子走私数百亿黑钱，公然收买大小官员，上至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有三百多名党政官员翻身落马。

　　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受贿一案，拖泥带水牵出大大小小二百多贪官污吏、十五起特大腐败要案。哈尔滨市国贸城总经理张庭贪污受贿一案，牵出该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在内的一大批贪官污吏，其中厅级七人，处级十三人，共有六十七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辽宁昌图县粮食局局长桂秉权腐败案所涉及党政领导人数多达四百十二人。

　　江苏常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变频器厂厂长朱超腐败案，可谓案中有案、案外有案，就象桦树皮一样，剥了一层又一层，涉及党政领导干部之多，令人惊异。广西玉林市市委书记李乘龙受贿一案更为离奇：李乘龙大肆索取贿赂，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共计一千六百余万元，号称“广西第一贪”，此案直接牵出玉林地区的前后三任地委书记。

　　轰动全国的特大窝案串案，还有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北京西客站“豆腐渣”工程案，被称作“涪陵硕鼠”的四川涪陵市委书记赵甫安贪污受贿案，浙江钱塘江“豆腐渣”工程案，广西合浦的“腐败一条街”案，等等，等等。

　　买凶杀官，扫清仕途

　　人们不得不惊叹世道官场的“现代化更新速度之快”，原来只要“投上所好，逢应拍马”、“贿赂上层，理顺关系”、大不了“敢下本钱，花钱买官”这三大“法宝”就能畅行无阻、步步高升，如今这种“老土”的做法已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趋势了，新的捷径是“官杀官”。

　　为扫清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勾结黑社会势力，亲自策划、指使他人开车撞击县委书记胡次干，雇佣杀手干掉县委副书记万先勇，导演了两起的“官杀官”大案。

　　广东阳春１９９７年４月一夜之间闻名全国，也是发生一起“买凶谋杀市长案”。阳春市常务副市长杨启周、市财贸办副主任、食品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启菊，以五十万元向黑社会杀手“买下”市长曾威斌的人头，并许诺事成之后另送杀手一幢别墅和一辆三菱吉普。但是他们背后的元凶，正是市委书记严文耀。“严文耀特大腐败案”被揭穿后，又查出一大批腐败犯罪分子。

　　以“砍头开道”的“官杀官”丑剧，近年来愈演愈烈。河南省新乡县烟草局副局长及其女儿雇请“杀手”，将局长一家五口“满门抄斩”；海南省琼山市一副市长雇人枪杀教育局长；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谋杀正局长……。

　　东北辽西地区还有一桩“谋杀纪检干部案件”：素有“关东警霸”之称的阜新市公安局局长毛景祥（公安部全国通缉要犯，现在逃）腐败败露后潜逃，“毛家军”的余孽和爪牙制订计划、买通杀手，将市纪检会干部陈明刺死，刺客竟是系狱的在押犯人赵天祥、曾祥前，二凶手由阜新市公安局内的“毛家军”爪牙放出监狱去杀人。

　　辽宁抚顺县委书记李显英因清政廉洁，９９年３月２６日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主犯就是县司法局副局长张永清，此人原是县公安局副局长，因被调任司法局， “肥差”变成了“瘦差”，对李显英怀恨在心，决心“复仇”，于是找了个刑满释放分子守在李显英家楼下，将县委书记给“灭”了。

　　腐化——腐败——腐朽

　　那么，如何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呢？朱容基说：“从中央做起１，江泽民说：“动真格的１，但中国老百姓都明白，如今的反腐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下级党组织、一般党员都不理睬中央的号召，便什么也反不掉。现在恰恰是党内指挥失灵。党和政府也看到了“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民主党派的某些头面人物也发出警告：“在中国，没有人能打倒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很可能被共产党自己打倒。”

　　稍稍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朝代的更替、帝室的兴亡，大抵沿着一条叫做“三腐路线”发展的。统治者开始腐化，追求“天下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就从腐化转向了腐败；进入了腐败阶段，就象雪球滚到了半山腰，刹也刹不住了，只有滚至涧底摔成粉末才能罢休。这时，不论是统治阶层中人，还是小民百姓，关心的就不再是如何遏制雪球的滚动，而是如何利用最后时机大捞一把，安排好自己的退路。

　　于是，腐败就变成了腐朽。而腐朽，则是灭亡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