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资深记者说，“在中国公开退回别人的东西相当难堪，但我也只能这么做。”
英国《金融时报》网络版6日说，中国记者一方面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另一方面他们要想保持独立还必须同几乎已经成为行业标准“有偿新闻”作法斗争。
中国的记者会都以“车马费”的名义给记者红包。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公关行业酬谢与会记者和编辑和为客户写稿的一部分。红包也成为记者收入的重要部分。中国平均每个红包300元人民币，一名精力充沛的记者一天参加三场记者会就可以得到900元，对于月平均工资3000元的记者来说相当不错。
严格控制新闻自由的中国宣传部门定期批评那些为了金钱而写稿的作法，说那种作法玷污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在所有新闻都要接受政府定义的体制下，那些为了推销产品的公司只好提供刺激来吸引媒体注意。
《金融时报》说，一家中国公关机构和外国公司的标准合同可以显示中国的“红包”泛滥的何种地步。
“媒体促进协议”为公司提供三十家报纸二万字的媒体报导，包括新闻和特写。公关公司答应，保证媒体发表报导，控制内容。反过来，公司要按照每个字2.5元的标准对30家报纸、每家400字的报导付费，对于4篇2000字的特写要按照每个字8元的标准付费。总的费用是94,000元。此外，一分钟的电视新闻被看作相当于6000字。
为了保证那些记者都写稿，每个参加会议的记者得到300元的车马费；每个电视记者得到2000元。合同还包括支付报纸编辑的费用，以此保证报导的篇幅和位置。
一言堂的中国连商业新闻也要统一口径，但由于经济增长，强大的媒体报导对于公司越来越重要。全世界的公关公司只好经常利用各种或大或小的礼物来诱惑中国记者。 尤其是韩国，装现金的红包是推销产品的常用工具。
有的西方公关公司曾试图改变这种作法，最后只好也提供部分车马费。
在中国必须花钱买商业新闻已“蔚然成风”，不知很多政治敏感新闻是否在红包作用下才挖掘出来的，若是中国有言论自由，新闻红包的开支自然就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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