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常常不自覺地陶醉於五千年曆史的文化古國。現代中文文學如從一九一九年「五·四」算起，也是超過了八十年。八十年的努力，難道一文無成？（不是一事無成）。
雖然，有人批評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是歐洲中心主義，但不能否認，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已被全世界公認爲文學的最高榮譽。就以東方國家來說，印度人以泰戈爾得獎、日本人以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得獎爲榮。中國作家這麼多，難道一個都不成？
蕭乾曾表示不必太重視
我曾以中國作家爲什麼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請教老友蕭乾。我知道他曾訪挪威，並獲挪威國王授勳。
他說：「對諾貝爾文學獎，不必太重視，人家有人家的標準。」
我再問：「會不會是翻譯的問題？因爲中國人的思想、感情、風俗、習慣，以及行文的意境，要讓外國人準確領會，恐怕很難。」
他說：「也可能是個問題。」
後來，我從文化界的友人處得知，一九八八年沈從文先生如果不是五月十日逝世，而遲幾個月，那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可能他是得主。
終於在本世紀末傳來了高行健得獎的消息，作爲一個關注中華民族榮譽的記者，我不能不感到興奮。
劉再復的跋肯定高行健
抱歉的是，我這個人從來不看現代小說，所以沒有欣賞過《靈山》的靈氣。至於《一個人的聖經》，我雖是基督徒，但因是一個不好的基督徒，連耶穌基督的聖經都沒有讀完，遑論其他？
感謝被高行健稱爲「摯友」、「知音」的劉再復教授助我脫困，我和再復一九八五年在北京認識，就感到他是一位在文學方面識見過人的才子，及至在《明報月刊》讀到他和他的愛女劉刻梅教授的「父女兩地書」，探討問題之廣，智慧交融之深，真正做到了「共悟人間」，使我讀來不僅深深受益，而且過癮之極，我本來要打電話給潘耀明兄，希望「明月」繼續轉載下去，想不到已經成了天地圖書。
從《一個人的聖經》的跋中，可以發現最早肯定高行健作品不凡的是劉再復。明確指出：高行健是一個渾身顫動着自由脈搏、堅定地發着個人聲音的作家，是一個完全走出各種陰影，尤其是各種意識形態陰影（主義陰影）的大自由人，是一個把個人精神價值創造置於生命塔頂的文學藝術全才。
以上評價是在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前作出的。因此，劉再復可以說是高行健的伯樂。
拜訪劉再復 專談高行健
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和文灼非先結伴到城市大學教授宿舍拜訪劉再復教授，承他和夫人熱情接待，後來他弟弟也共進午餐，談話的主題自然是高行健。
我指出，再復是高行健的伯樂，再復則說伯樂應該是馬悅然教授。馬氏甚至說：《靈山》是「廿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審美判斷，斬釘截鐵。
事實上，馬悅然將中國現代文學推向國際確有大功。他是國際間首先注意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出現了如北島、顧城、舒婷、楊煉、芒克、多多等一羣天賦甚高的年輕詩人；八、九十年代出現了如莫言、李銳、蘇童、韓少功、賈平凹、王安憶、史鐵生、徐小等年輕作家的人。他用了很大的精力，翻譯了中國新一代作家、詩人的著作。難能可貴的是，馬悅然更願意使用中文文學而不是中國文學這個提法，自然地涵蓋了兩岸三地。
劉再復指出：高行健的得獎是漢語寫作的勝利。瑞典文學院這個獎雖是授予高行健，實際上是發給漢語，這是我們母親語言的勝利。反映漢語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寫作媲美，具有普世價值。
作爲高行健的知音，怎麼看高的特點？
再復指出，高是最具文學狀態的人，所謂「文學狀態」即非「政治工具狀態」非「集團戰車狀態」，非「市場商品狀態」，超越各種利害關係的狀態，把自己從各種利害關係的網絡中抽離出來，使自己處於真正的文學狀態中。
劉賓雁截然不同的觀點
我的另外一位好友，在中國大陸名重一時的劉賓雁，對高行健和劉再復的主張則持不同的觀點。
由於瑞典文學院在授獎公報中，特別表彰了《一個人的聖經》，指出：「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真誠筆觸，詳細介紹了自己在文革中先後作爲造反派、受迫害者和旁觀者的經驗。他的敘述本來可能成爲異議人士的道德代表，但他拒絕這個腳色，無意當一個救世主。」
賓雁針對高行健不諱言一直致力於遺忘，提出問他「又爲什麼要寫文革？至少可以證明他並無『清算』文革的意願，這不能算是他的過錯，只能說是瑞典文學院可能錯了。」
賓雁還指出，高行健的同代人、作家鄭義寫的短篇小說《楓》；戴厚英寫的長篇小說《詩人之死》和《人啊，人！》；古華寫的改編成電影的《芙蓉鎮》；在揭示文革的深度和廣度上超過了《一個人的聖經》。
高行健強調了自由的可貴。劉賓雁則提出「問題就在於他用這個自由去做什麼？」高「再三聲明他沒有主義，選擇逃避，提倡遺忘，把生命與自由的意義界定爲享受，難道不是好幾個地地道道的主義嗎？」
中共當局爲什麼這麼蠢？
在我向再復請教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小小的差異，即關於世紀的計算法不同，我是把二○○○年十二月卅一日以前，都算作廿世紀；要到二○○一年元旦開始才算進入廿一世紀。而再復是將二○○○年元旦開始就算爲進入新世紀。他是歐洲的算法，我是美國的算法。問題不大。
比較大的問題是中共對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反應，實在蠢得可以。我認爲以江澤民對文學的愛好，對高行健的得獎，完全可以文學歸文學，不必提高到政治原則對待，只當作漢語的成就，就能皆大歡喜。
如果不是北京把這件事無限上綱，我相信瑞典文學院授獎公報和高行健受獎講話，都不會是現在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北京宣傳當局激化了矛盾，自討沒趣。
毛澤東生前最喜歡強調人的因素第一。從人的因素看，不能不提到在北京掌握宣傳大權的丁關根。
此人原爲中國國民黨附屬的三青團骨幹，本來是極右分子，後來投機參加了共產黨，由於打得一手好橋牌，因緣際會，成爲鄧小平的橋牌搭子，從而一飛沖天。
在中國大陸，不少人爲了掩蓋極右的出身，表現得極左，丁關根就是一個典型。因而，在對待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上弄得非常被動，使中共處於捱打的地位，並非偶然。
劉再復認爲對於高行健得文學獎，無需用高深的意識形態去判斷。他舉出一九九八年，葡萄牙左翼作家、共產主義者薩拉馬戈獲得諾貝爾獎，葡萄牙政府立即聲明放下分歧，共同慶祝「葡萄牙語的勝利」！而我們中國同胞連這種喜悅都沒有。除了感慨，還能說什麼？！
轉自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