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常不自觉地陶醉于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现代中文文学如从一九一九年“五·四”算起，也是超过了八十年。八十年的努力，难道一文无成？（不是一事无成）。
虽然，有人批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是欧洲中心主义，但不能否认，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已被全世界公认为文学的最高荣誉。就以东方国家来说，印度人以泰戈尔得奖、日本人以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得奖为荣。中国作家这么多，难道一个都不成？
萧干曾表示不必太重视
我曾以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请教老友萧干。我知道他曾访挪威，并获挪威国王授勋。
他说：“对诺贝尔文学奖，不必太重视，人家有人家的标准。”
我再问：“会不会是翻译的问题？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以及行文的意境，要让外国人准确领会，恐怕很难。”
他说：“也可能是个问题。”
后来，我从文化界的友人处得知，一九八八年沈从文先生如果不是五月十日逝世，而迟几个月，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他是得主。
终于在本世纪末传来了高行健得奖的消息，作为一个关注中华民族荣誉的记者，我不能不感到兴奋。
刘再复的跋肯定高行健
抱歉的是，我这个人从来不看现代小说，所以没有欣赏过《灵山》的灵气。至于《一个人的圣经》，我虽是基督徒，但因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连耶稣基督的圣经都没有读完，遑论其他？
感谢被高行健称为“挚友”、“知音”的刘再复教授助我脱困，我和再复一九八五年在北京认识，就感到他是一位在文学方面识见过人的才子，及至在《明报月刊》读到他和他的爱女刘刻梅教授的“父女两地书”，探讨问题之广，智慧交融之深，真正做到了“共悟人间”，使我读来不仅深深受益，而且过瘾之极，我本来要打电话给潘耀明兄，希望“明月”继续转载下去，想不到已经成了天地图书。
从《一个人的圣经》的跋中，可以发现最早肯定高行健作品不凡的是刘再复。明确指出：高行健是一个浑身颤动着自由脉搏、坚定地发着个人声音的作家，是一个完全走出各种阴影，尤其是各种意识形态阴影（主义阴影）的大自由人，是一个把个人精神价值创造置于生命塔顶的文学艺术全才。
以上评价是在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前作出的。因此，刘再复可以说是高行健的伯乐。
拜访刘再复 专谈高行健
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和文灼非先结伴到城市大学教授宿舍拜访刘再复教授，承他和夫人热情接待，后来他弟弟也共进午餐，谈话的主题自然是高行健。
我指出，再复是高行健的伯乐，再复则说伯乐应该是马悦然教授。马氏甚至说：《灵山》是“廿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审美判断，斩钉截铁。
事实上，马悦然将中国现代文学推向国际确有大功。他是国际间首先注意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出现了如北岛、顾城、舒婷、杨炼、芒克、多多等一群天赋甚高的年轻诗人；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如莫言、李锐、苏童、韩少功、贾平凹、王安忆、史铁生、徐小等年轻作家的人。他用了很大的精力，翻译了中国新一代作家、诗人的著作。难能可贵的是，马悦然更愿意使用中文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这个提法，自然地涵盖了两岸三地。
刘再复指出：高行健的得奖是汉语写作的胜利。瑞典文学院这个奖虽是授予高行健，实际上是发给汉语，这是我们母亲语言的胜利。反映汉语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写作媲美，具有普世价值。
作为高行健的知音，怎么看高的特点？
再复指出，高是最具文学状态的人，所谓“文学状态”即非“政治工具状态”非“集团战车状态”，非“市场商品状态”，超越各种利害关系的状态，把自己从各种利害关系的网络中抽离出来，使自己处于真正的文学状态中。
刘宾雁截然不同的观点
我的另外一位好友，在中国大陆名重一时的刘宾雁，对高行健和刘再复的主张则持不同的观点。
由于瑞典文学院在授奖公报中，特别表彰了《一个人的圣经》，指出：“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真诚笔触，详细介绍了自己在文革中先后作为造反派、受迫害者和旁观者的经验。他的叙述本来可能成为异议人士的道德代表，但他拒绝这个脚色，无意当一个救世主。”
宾雁针对高行健不讳言一直致力于遗忘，提出问他“又为什么要写文革？至少可以证明他并无‘清算’文革的意愿，这不能算是他的过错，只能说是瑞典文学院可能错了。”
宾雁还指出，高行健的同代人、作家郑义写的短篇小说《枫》；戴厚英写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和《人啊，人！》；古华写的改编成电影的《芙蓉镇》；在揭示文革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一个人的圣经》。
高行健强调了自由的可贵。刘宾雁则提出“问题就在于他用这个自由去做什么？”高“再三声明他没有主义，选择逃避，提倡遗忘，把生命与自由的意义界定为享受，难道不是好几个地地道道的主义吗？”
中共当局为什么这么蠢？
在我向再复请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差异，即关于世纪的计算法不同，我是把二○○○年十二月卅一日以前，都算作廿世纪；要到二○○一年元旦开始才算进入廿一世纪。而再复是将二○○○年元旦开始就算为进入新世纪。他是欧洲的算法，我是美国的算法。问题不大。
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共对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实在蠢得可以。我认为以江泽民对文学的爱好，对高行健的得奖，完全可以文学归文学，不必提高到政治原则对待，只当作汉语的成就，就能皆大欢喜。
如果不是北京把这件事无限上纲，我相信瑞典文学院授奖公报和高行健受奖讲话，都不会是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北京宣传当局激化了矛盾，自讨没趣。
毛泽东生前最喜欢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从人的因素看，不能不提到在北京掌握宣传大权的丁关根。
此人原为中国国民党附属的三青团骨干，本来是极右分子，后来投机参加了共产党，由于打得一手好桥牌，因缘际会，成为邓小平的桥牌搭子，从而一飞冲天。
在中国大陆，不少人为了掩盖极右的出身，表现得极左，丁关根就是一个典型。因而，在对待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上弄得非常被动，使中共处于挨打的地位，并非偶然。
刘再复认为对于高行健得文学奖，无需用高深的意识形态去判断。他举出一九九八年，葡萄牙左翼作家、共产主义者萨拉马戈获得诺贝尔奖，葡萄牙政府立即声明放下分歧，共同庆祝“葡萄牙语的胜利”！而我们中国同胞连这种喜悦都没有。除了感慨，还能说什么？！
转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