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本來毫不相干的同音詞匯，被人們糾和在一起，不僅心理內涵十分複雜，而且反應出整個社會原有道德意識標準與現行社會行爲的失調和變更。

顯然，這種「公認」的基礎，雖然開始於對一小部分人的挖苦與諷刺，但是，並不是建立在整個社會對一小部分人羣行爲的一致譴責之上，而是建立在整個社會普遍存在的，原有主觀意識上蔑視，譏諷「向錢看」，現行行爲上不得不努力「向錢看」之間的社會變更期普遍矛盾之上的。

是整個社會一方面蔑視別人「向錢看」，一方面努力爭取自己「誠實勞動」工資之外的「福利」，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精神分裂」症的必然社會性反映。這種社會心態，與當年美國南北戰爭年代名著「飄」中所描寫的心態極其相似。生活在這一歷史時期的每一個人，難道不是都經歷了和「飄」中所描寫的郝絲佳一樣，一面極其蔑視白瑞德的「向錢看」，一面不得不撕下天鵝絨的「舊窗簾」做好一件「新」衣服，去討好「向錢看」的白瑞德的人格與行爲的「分裂痛苦」嗎？難道有哪一個人能夠逃脫這種由「一部分人」所引起的整個社會意識的變更嗎？難道近兩百年後的我們和近兩百年前的郝絲佳「共鳴」，真的只是「歷史的巧合」嗎？

毫無疑問，「向錢看」在它出現之初，包含了強烈的感性不滿和對社會「現象」的明顯諷刺。但是，在經歷了近三十年的社會發展之後，這種感性的「現象諷刺」，正在被一種更多的理性「無可奈何」所取代，所承認，所接受，所變更。

同樣是「向錢看」，在經歷了近三十年的變更之後，在內涵上，已經潛移默化地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對一種新社會道德標準變更的「認同與寫實」。同樣是「向錢看」，在它的成分中，理性認可的成分已經多於「感情諷刺」。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認識這種社會意識的變更呢？是好？是壞？還是既不好也不壞？究竟應該如何正確地看待這種就在人們眼前發生的，人們不得不被動接受的，歷史變更的演變過程呢？怎樣找出造成這種變更的歷史原因呢？

人們還會記得，六十年代，學習雷鋒精神。

當時，人們以「無私援助」爲社會風氣，爲衡量社會的道德標準。如果某甲請某乙幫助，而某乙提出要求報酬，那末，某乙將成爲「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如果某個國家要求償還債務，那就是「帝國主義」。

人們同樣會記得七十年代末，現金交易幾乎是非法交易，只有「公家支票交易」才是正常交易。老百姓持有外匯，幾乎與「犯法」等同，老百姓想出國，幾乎與「叛國」同罪。即使是到國內其他城市，沒有介紹信，沒有全國糧票，幾乎當晚就會被以「盲流」罪，「遣返原籍」。私人用任何生產資料，即使是半張白鐵皮，都無法在商店賣到。從事小規模工業生產的用料，都必須以半非法方式以國營工廠「下腳料」的名義套購。普通老百姓，如果和外國遊客說上幾句，就會無端受到政治審查。

人們還記得，在八十年代初，北京的出租汽車，沒有一個司機願意在自己的車身上標出「出租汽車」的標記。即使做了標記，也要以各種方法將它去掉。甚至，在路上遇到一個穿着打扮差一些的人要車，也會拿出一份「首長專車」的架式，「視而不見」長揚而去。在那個時期，北京的出租汽車，處在既不是「爲人民服務」，也不是「爲人民幣服務」的「社會意識過渡」狀態。

然而，僅僅十年左右，這種願意混同於「首長專車」的意識，在「向錢看」的壓迫之下，消失了。司機本人「特殊職業」的「二貴族」意識，也在「向錢看」的壓迫下，「平民化」了。無償援助，變成了等價交易，甚至偷偷摸摸的「對逢」，也變成了堂堂正正的「經紀人」。

「虛假而高貴」的「向前看」，已經被「真實而無恥」的「向錢看」所取代。理論上的「爲人民服務」已經被務實的等價「向錢看」，變成了現實的 「等價服務」。

現在，即使是一個明顯的「老農」，或者「小姐」，司機也會看在「等價人民幣收入」的面子上，提供相同的服務。同樣，即使「沒有單位」的旅遊者，只要付款，也可以住進「首長專用」「外賓專用」的五星級旅館。即使是老農，只要付得起費用，也可以出國「新馬泰」一番。

「向前看」向「向錢看」的社會意識過渡，在譏諷中，在潛移默化中已經開始建立。「向前看」正在退出，「向錢看」正在興起。在整個我們親身經歷的過程中，我們親眼看到了「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爲轉移」規律的實現。

不僅如此，人們還會記得，在八十年代之前，所有的社會性或個人災難，都由政府負責。有錢的人如果個人捐款，不但不是「獻愛心」，還會遭到拒絕和「動機上」的懷疑。唐山地震，就是一個例子，中國政府拒絕一切國際援助，對這種「援助」並不認爲是「好意」。也不相信存在「無緣無故的愛」和「沒有階級的人性」。既然是「無產階級」，當然無產可捐。既然是「有產階級」，當然是狼子野心。

七十年代末，在「向錢看」的壓力下，地方災害開始接受國際捐助，當時，接受「資產階級」援助的心情是複雜的，有人認爲「有辱國格」，有人認爲「走了資本主義」，甚至，有人宣佈鄧麗君「涉及人性」的歌曲，是抹殺階級界限的「黃色歌曲」。即使在「務實」之餘，也要扭扭捏捏地給「資產階級」戴上「愛國主義」的帽子「加以區分」。給「人性」抹上一層「階級」的油彩。此時，中國的社會，既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也不是「人性民主」的社會。整個社會處在意識過渡時期。人們不難將這種開始簡單歸結於政治的開放，人們不難將這種變更簡單歸結於經濟的搞活。

但是，三十年之後，同樣在「向錢看」的壓力下，出現了「手拉手」，「希望工程」和「向社會獻愛心」的公益活動。不僅接收境外捐款，而且號召國內「愛心」。

三十年之前，人們清楚地看到這種「先富起來」出現在三種人身上——幹部子弟，「社會渣滓」和知識份子。三十年之後我們又親眼看見了這種「公益現象」。不僅看到了，如果我們稍加註意，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公益現象」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點即：同樣是「向錢看」所產生的這種「社會公益現象」，卻從未出現在「以權發家」「先富起來」的當政者和他們的子女身上，從未出現在他們極力宣揚的「階級性代表」的體現上。也從來沒有出現在真正的「社會渣滓」暴發戶身上。雖然，他們同樣是變更中社會財富的首先聚集者，佔有者。

這種公益現象，恰恰出現在一批真正從事工業勞動而產生的「新興資產階級」主力身上，正是他們在拉「無產階級」的「手」，正是他們，以人民幣體現「愛心」。這種愛心，經常是沒有政治附加條件的愛心，經常是不留姓名的「人性」體現。

即使是出國「新馬泰一番」的農民，也是「離土不離鄉」的先驅者，而不是由國家出面組織的「貧困地區農民公費考察團」。

因此，這種「愛心」和「社會公益」既不是揚國威「空軍一號」的節餘，也不是擺闊氣「國宴」的剩飯。而是一種新社會勞動方式改變後的必然社會意識變更和必然出現的經濟結果。

當然，也正是這一顯著的特點，既是使「向前看」向「向錢看」的轉變，由對「以權發家」的當政者的貪污行爲的感性諷刺，轉向真正從事工業勞動而產生的「新興資產階級」改變社會意識的理性認識過渡的原因。又是使人們意識上一時無法看清相同相象背後區別的原因。

雖然，這種過渡尚未真正完成，但是，每一個生存在這一時期的人，只要冷靜地思考一下，都可以清楚的看到這一點。

難道這種發生在我們眼前的「現象」和活生生的「歷史」，還不值得我們的社會工作者，歷史研究者，和政權掌握者深思嗎？
轉自(萬維讀者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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