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篇評論引述中國著名改革家梁啓超在一九○二年說過的一段話：「一個國家的民衆要獲得新生，首先必須革新本國的小說，使之充滿活力。」高行健的獲獎小說《靈山》，描述了一個尋根者在追尋人生真諦過程中獲得的內心寧靜和個性的解放，恰恰與毛澤東提倡的文學準則相反。評論希望此次高行健獲得的世界文學最高榮譽，對他的出生地中國也是一種精神拯救。
無疑，高行健的獲獎是自由的思想和嚴肅的文學在中文文化中的勝利。雖然彼岸的故國，有人忿忿不平；有人如喪考妣；有人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但高行健的創作理念，勢必對大陸文壇產生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這就是「精神拯救」的實質。
事實上，當今的大陸文壇，已全無「純文學」可言。就在官方及一些文人拼命貶低高行健的文學造詣時，《天津日報》刊登一篇報道，暴露出當今大陸文學沒落的一面。該文說，在歷屆全國書市上，文學類圖書都是主將，然而近一兩屆，文學書卻成了阿斗，扶也扶不起來。該文透露，多年來，純文學圖書，只有靠炒作才能創造一些銷售佳績。過去爲了「文學復興」，搬來大批知名作家，但還是屢戰屢敗。這一屆，能來的作家都來了，可也是形同夢遊，就像孩子輩似的。
把作家形容爲「孩子輩」還算是客氣的，《作品與爭鳴》有篇隨感錄，題爲《「文化破鞋」說》，這位文人「墮落」到爲十隻啤酒杯在盛暑苦熬八個半小時，最後感慨：名妓蘇三讓王金龍花費了三萬六千兩銀子，自己夠不上「文化妓女」的級別，只能算個「破鞋」，人家肯光顧就感恩不盡了。
大陸文學墮落到「破鞋」的地步，原因是什麼？從《北京文學》的困境可以看出箇中原因。今年九月初是《北京文學》創刊五十週年，但愁雲慘霧籠罩着該雜誌社，據稱現在是《北京文學》五十年來最困難的時期，文學編輯除了編稿子，還要挖空心思搞策劃、搞炒作。如今辦文學刊物不再是香餑餑，而是成了人見人怕的苦差事。爲什麼「經濟那麼發展，《北京文學》卻窮死了？」有作家分析，文學刊物敗落，主要是讀者對它不感興趣，作爲純文學的人文價值，比如正義、和平、同情、仁愛等美好品質受到很大傷害。
從大陸純文學的困境和危機，不禁想到諾獎評委對高行健的評價：「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爲中文小說與戲劇打開新路。」千禧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對中國人來說意義重大。可不可以這樣說：當高行健作品在故國土地上自由出版發行之際，也就是大陸實行民主自由之日。(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