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就被捕，当时只不过没有拉出去枪毙而已。我是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我在看守所里等于是“死缓”，被关了六年，以后正式改判为十五年徒刑，去服刑。打倒“四人帮”以后平反出狱，前后在监狱里被囚禁十年。

　　出来以后，我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教了两年书之后，因为我太太家在香港，八零年初我到了香港，在香港居住八年。一九八九年到了美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康乃尔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在大学访问或任教差不多十年。

　　现在，我自己决定回到中国，想要了解国内人的想法，倒不是因为使命感，而是觉得我自己内心的很多东西没有完成。我在海外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也就不避海外一些朋友说我是向当权的屈膝投降，回来了。其实这是不存在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在这边。我做的都是人文方面的，就是写一些东西，想弄清楚大家心里真正的想法。对于过去的一些东西，我们民族没想清楚，我自己也没想清楚，现在又被什么东西遮盖着，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弄清这些。

　　我当时坐牢的罪名，是因为当时在北京学生中间，尤其是在文艺界的学生中间，传起了关于三八年党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事。实际上，是因为文艺界对江青知根知底，关于文革，现在说都是“四人帮”的罪行，其实原因更复杂，大家的怨气都直对着江青，是因为她迫害文艺界的人比较直接。

　　当时，江青就搞了专案组，想要知道是谁把这些消息传出来的，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专案组成立后就开始抓与这些言论有关系的人，我们就是在这种叫作“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被抓的。那时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名学生在校，就抓了差不多三、四十个学生，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像有些中学一样，设立了“地下黑监狱”审查这些人；此外，又抓了几十位老师，都是用严刑拷打，然后让每一个人说出，你听见这些话是谁说的。同样，在音乐学院等所有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部下属单位，都在做同样的事；经过筛选之后，慢慢就弄清楚哪些人是“主犯”。

　　开始抓人是在六八年一月份，到五、六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构成“反革命集团”、哪些人属于更严重的“集团”。我就属于这个最严重的“集团”。我是一个主犯，当时用的词是“被扭送公安局”。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审判，因为真正抓到公安局，如果打了你，将来案子没有成立，你出来还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授权和监视之下，让你的同学打你。这些刑讯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无论你有多么坚强，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话讲出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攻守同盟，这些人是突然之间被抓起来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是挨个被打，问他们说过什么话。我估计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认识的文艺界被卷进这个案子的人有几十个，比较有名的，像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也是首席小提琴的杨秉孙，都是在这次风潮中被捕的。后来要给这些人判罪，而且要有威慑力，就要给他们厘定更多的罪名。在这些手法上，和给遇罗克定罪的过程都是异曲同工，你真的做了什么，同最后给你定的罪名，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种说辞。

　　我最后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条：第一条，他倒是说对了，是所谓“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就是讲了江青最不爱听的话，还讲了当时领袖的笑话，还有对当时中央首长的行为做过评论、批评，都算是罪行。在最紧张的时候，只要说过中央首长一两条坏话，有人证明，那就会被判死刑。当时，给我弄了一百多条这样的罪行，当然是枪毙几次都不嫌多了。第二条罪行是和后来判魏京生的说法一样的，就是“里通外国”，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国留学生，跟他们聊过天，就算是“里通”法国。还有第三条，就是我们曾经商量过出国留学，因为我是学西方艺术史的，想去法国留学，这犯了“阴谋叛国投敌”罪。我就是按照这三个罪名被判处死刑的，案情就是这样。

　　我跟遇罗克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十一月左右。我们在北京市看守所，那里关了很多学生。因为释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原来跟我关在一起的人都被放了，把没有放出去的重新编号，重新组合。在这次组合时，把我分到新地方。北京看守所有三个楼，像一个Ｋ字，叫做Ｋ字楼，是三层，我们被关在Ｋ字楼的二层，叫六筒，我大概是在六筒一号，号子里已经有人住过一段时间了，遇罗克就在这里，我们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跟他在一个牢房里，被管了差不多半年。

　　到了一九七零年四月九日，我被调到死刑号里的时候，我和遇罗克又都是在死刑号，我在四筒，他在二筒（还是三筒？）。那时，都是单间，我们只是在晚上，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才能说一两句话。有时听他跟看守说话，只是间接地知道对方跟自己一样，是死刑犯。我跟遇罗克的接触主要是那半年关在一起的时候。

　　每个房间大概就是十多平米，关了二十个犯人，当时政治犯太多了，牢房里的拥挤程度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要大家一起翻。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才能挤进去。

　　北京看守所为了管理方便，在三个建筑群中间都有一个厅，值班的警察和看守都在厅里，而伸出来的每一个走廊就叫“筒”。英文的“Ｋ”字有三个笔划，从中间看，一层就是一、二、三筒，二楼就是四、五、六筒，三层是七、八、九筒，四层是十、十一、十二。我们当时就在二层的六筒一号，后来又调到七筒。

　　我一进入六筒一号，碰到遇罗克的时候，实际上在别人向我介绍说，那是遇罗克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谁，我在监狱外面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

　　当时抓我的罪名之一是说我是联动的后台，或者说是联动的思想后台。第一次抓我的时候，公安局自己不出面，而让美院附中的“四三派”把我抓起来，“四三派”是同所谓“老兵”（老红卫兵），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联动”，对立的，因为我跟干部子弟出身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当时海淀区最能打架的石油学院附中的“老兵”，就派了很多人来，和别的很多学校来攻打美院附中，来抢我。

　　结果，引起武斗，双方打得激烈的时候，就在早上四点钟左右，我逃走了，一直逃到石油学院附中。为了安全，我和当时联动里最能打架的人住在一起，也跟他们谈文化，谈理论，后来石油学院附中被包围，我又跑了，他们被打得也够惨的。联动里面最能打架的人叫贺邯生，他被打得不能生育，绝了后。当时，“四三派”的理论基础是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因为跟联动在一起，从表面上看，我是个血统论者，但是实际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是少数派，当时被整得也很惨。后来，联动被抓，我又跟联动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说，同样因为言论罪被判死刑，遇罗克和很多人都被枪毙了，而我们最终没有被枪毙，还是因为出身好而占了便宜。

　　所以，我一开始听说他是遇罗克，对他就有一个误会，因为他肯定会知道我的背景。不知道当局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有联动背景的人，和一个与联动有仇恨的人关在一起。当时，我的朋友是像彭小蒙那样的人，是红卫兵里的“笔杆子”，还有像魏京生，当时也是联动里搞宣传的，这都是我的铁哥们，而遇罗克的朋友是牟志京，所以在社会上，两派人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可笑的是，我们都被关了进来。说实在的，当时联动分子在狱中的待遇比他们要好得多。而且，当时联动的人最后都被放出去了。我仍被关在里面，主要不是因为我是联动，而是因为江青的事。

　　遇罗克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一个学生的样子，那时候才二十四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大家当时都是愁眉苦脸，遇罗克却是笑眯脒的。他走过来，对我说：“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之，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他就是用这样开玩笑的、幽默的态度介绍自己。我就说：“久闻大名，我读过你的文章，我觉得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对遇罗克说的是真的，因为他的文章逻辑清楚，论点明确，而且是说中了要害。遇罗克觉得很奇怪，一问我的名字，他更感到奇怪：“你还读过我的文章？”——后来，遇罗克说过，他当时只是写文章，比如他写《联动的骚乱到底说明了什么》等等，他只是在文章上与这些人交锋，他希望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就像古代比武，抛开社会所附加的不合理条件，大家公平地较量一番。他当时对我们也有一种好奇心，像我对他有好奇心一样，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层面完全不同，都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都是带有戒备心。想想很有意思，我们的谈话有点像外交辞令，谈什么问题都不像是普通的聊天，而且有点不约而同。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

　　等到大家累了休息的时候，我和遇罗克都会主动坐在一起开始谈话。因为，知识的背景和结构不一样，而且在文革中的处境也不一样，所以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据我的经验，据我的学识，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是少年气盛，他说完以后，我也会同样说，据我的经历，据我的学识，事情就是这样。开始时，总有这样的争拗。后来，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血统论问题，这是冰释我们之间误解的开始。

　　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先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中间有一大部份描绘马门教授，他是一个犹太医生，当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对犹太学生迫害。他一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我说：“看过”。我又说：“跟中国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会这么看吗？”
　　我说：“我觉得是这样。我在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到了文化革命，就发现，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
　　遇罗克说：“你们也会这么看？”他又问我：“那你看过《出身论吗？”
　　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就谈到，《出身论》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

　　经过这一次，大家谈出自己观点的要点，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放下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焦点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比较放松地交谈。他跟我谈了很多他的童年时代，他们家的大院，他和弟弟妹妹的关系。谈及他在学校功课好，因为出身不好没能进入大学，而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

　　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每个牢房里都有几个被折磨的神经失常的人，他们也是遭遇最惨的人。有一个是当时的“北航”，现在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教俄语的，我们叫他王老师，他已经变得半精神病了，谁都可以在他身上踢两脚、打几拳；另外一个是个农民，因为说他骂了毛泽东就被关进来了，进来的时候，戴大镣铐，人已经被折磨得变了形，大家打他打得更狠。

　　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从来不动手打人，我的良心也受不了这样的事。当时，我们就跟值日似的，轮流管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连上厕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走。轮到那些小年轻管他们的时候，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等轮到我的时候，他们说，让这个“联动”来管他，联动打死人都不眨眼，意思是我能把他们打个半死。当时，我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我也不想像别人那么做，别人觉得我假慈悲。

　　当时遇罗克对他们的态度很特别，也不打他们，但是也不对他们好，完全不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就是视而不见。当时，我很奇怪，问过他，我说，那个俄语老师毕竟是老师啊。遇罗克的意思是，他们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对他好与不好对他们都没有用。他还说，在社会上值得同情的人多了。

　　我想，可能他在社会上时间长了，总是同情人就会被认为是“烂好人”，是没有用的。从这一点上，我想遇罗克遇到的事情中有比这残酷得多的，所以他不会婆婆妈妈。我想是不是他更理智，更接近一个政治领袖？

　　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但是，遇罗克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

　　有时，我跟遇罗克争论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些人都在旁边摩拳擦掌，意思是我要有什么不轨的话，他们就会一哄而上。但是，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只是理论和观念上的冲突。

　　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他。

　　想想那时《中学文革报》影响那么大，有多少人寄钱，或要求帮忙，有人想见他都没有机会。当局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就是要打击他，这一点他很清楚。我说，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他说：“你们出够了风头，而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每个人都是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他指的是，当时中央文革一会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支持那一派，他们从中有了办报纸的空间）”。他们找到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所以他说，为了这他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

　　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

　　在这一点上，遇罗克比我们强。他在的死刑号里向管理员大声“报告”，实际上是说给我们听，他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那时候，他的语调还是那么平静，一听就知道，他是带着微笑说的。这时候我就比较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质要比我们强得多。

　　当时跟我们一块进来的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的一个“笔杆子”叫沈元，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愕然了。我们被拉出去批斗，戴上十几斤重的铁镣，身上插着生死牌，在两场批斗中间休息，吃干粮的时候，沈元还跟我说，听说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我一听就笑了，我说沈元你还那么天真，你没听见遇罗克说的吗？你应该做更坏的准备。沈元说，怎么会呢？我说，可能我们都得被枪毙，沈元说，有那么便宜吗？我说，你说不便宜是什么？难道是终身苦役？还不如死了。

　　其实我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希望活着，等我们到又一轮批斗时，看到前一轮挨批斗的人都被枪毙了，沈元回来后，就受不了了，也可能是他想要延缓这一过程，就隍7d始装疯，喊、哭、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我就有些不明白，人在装疯时会不会真的疯了？

　　遇罗克一直在拍打专门安在死刑号里的按钮，只要按了，队长就会来。遇罗克故意找茬儿跟他们说话，把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跟他说，让我们听。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况，一直到三月五号他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这一点是我所佩服的。

　　我没有像沈元那样装疯。装疯不止他一个人，我们也弄不清究竟谁是真疯了，还是装的，反正后来都被枪毙了，也没办法考证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是沉默，并没有像遇罗克那样继续向他们挑战，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

　　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从这个角度说，现在很多人要纪念遇罗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长远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

　　从长远的方面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就像德国人一样，还要看《辛德勒的名单》，德国人还要知道纳粹为什么能够在这么优秀的民族产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好像在物质文明方面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比原来开放了，有了民间的口头言论自由，但是在思想的箝制和言论的限制上没有比当年进步多少。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能出版这样一本书。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那个时代错杀了一个民族英雄，而在于，中国有没有一天可以让大家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物质再丰富，中国还是一个原始的、落后的、严酷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

　　在八零年遇罗克得到公开平反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当时遇罗锦通过别的途径找到我，接着是一些报社的记者跑来找我，因为我是唯一跟遇罗克在最后的时刻、在死刑号还在一起、并且愿意说出来的人。实际上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经历。当然，有的人已经死了，也有的人不愿意说了。

　　那个时候，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进步了。因为八零年初的时候，虽然政府把“民主墙”从西单搬到月坛，但是整个的感觉是中国有一个可能性，街头大字报不行，可是在私下的思想自由已经开始了。遇罗克这件事情真正的平反对中国说来是一件大事。

　　我当时马上给香港的《九十年代》写了一篇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一开始，他们没敢发表，后来发了，就是现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收入的那一篇，遇罗锦也借用了我的一些资料。当时中国如果开始反省这些问题的话，我认为这个民族很有希望，我以为这是一个理性的、往前走的过程，但是，魏京生的事情又出来了，于是就变成遇罗克平反、魏京生被抓。

　　中国历史很有讽刺性。魏京生本来是联动里搞宣传的，他变成了向极权挑战的人；而当时出身不好的遇罗克，发表了《出身论》的人，跟张志新一样，被政府当作一个民族英雄的形像来宣传。这件事有它让人激动的一面，也有让人沉思的一面。那时宣传遇罗克是真的想彻底反省这件事，还是仅仅是一种需要？实际上后来我发现，对于遇罗克的宣传时间很短，没有深入地讨论，因为如果深入地讨论，进一步谈“一打三反”运动的过程，就会谈到那时杀了多少因为言论、因为思想获罪的知识分子，大部份经过正式宣判，还有一些在没有宣判之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了。

　　这些人和第一波红色恐怖时被打死的人不一样。红色恐怖中打死的差不多都是出身不好的人；第二波打死的人是造反派武斗，死的是群众；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杀死的人，都是政权所不喜欢的人，是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杀死的有思想的人。我想，只有把这些事情谈透之后，中国人才会知道思想自由对于中国的社会意义，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九八零年，遇罗克的事情才说了几天，就不再提了。根本就没有人把“一打三反”，这个箝制言论、扼杀思想的顶峰拿出来批判。好在“一打三反”没有延续得太长。否则，不知要杀死多少人！

　　谈到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不足，我认为，如果真的从理论上来谈遇罗克这件事，这本书出版就会很困难。所以，它还停留在打倒“四人帮”啊、“四人帮”制造的事端啊，这些提法上。当然，事实远远不是这样。我曾经想过，要从现在的角度重新写遇罗克，但是，让人感到悲凉的是，像《九十年代》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刊物都被迫停刊了，那我写这样的文章能在哪发表，谁还会去看？我拿着这本书给现在的年轻人看，他们翻了翻，第一个反应是，那时候你们怎么那么傻？意思是，那么错的事，你们都站出来说话不就成了吗？我就只能说，那时候站出来说话的人都死了，或者被打坏了；他们的第二个问题是，那是真的吗？他们根本不能理解，而且以为他们现在已经享受到最充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了。但是，这些你不能跟他们辩论。

　　我觉得纪念遇罗克应该从更深层来说，救救这个民族！救救这些孩子！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来讨论这些问题，从文化上弄明白，现在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我不是唯一活着从死牢里出来的人。跟我一块儿出来的还有一个姓周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案子。但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他不但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也不许别人提他的名字和他的事情。他觉得这个回忆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痛苦，谁要是提起，就是用人们的痛苦来赚自己的钱，或者赚自己的名声。也有别人对我提出过这样的批评，不光他一个人这样说。但是，我这些年来写的都是这些，已经快要变成“监狱文学家”了。其实靠这个既发不了财，也出不了名。

　　我觉得，我应该讲一个故事。就是在第一天，二月九号我进到死刑号，遇罗克大声和看守说话，暗示我们真相以后，当时每个人都被震惊了，那个时候走廊里面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每个人都处在临死前，进入了死亡的程序中。我们听见狱卒进了房间，那是二月初北京的冬天，刚下完雪，他把牢房门关上了。我们都轻轻地提着脚镣和手铐站起来，每个人都贴在自己的那个小窗户上，互相开始叫名字。这时候，我就想起日本小说《乔迁喜面》，写的是，本来人们为了庆祝乔迁之喜要吃一顿面；共产党员在监狱里转监的时候，会开一个晚会；我就提议，咱们做一个临别的晚会吧，大家都同意，然后我们就轮流唱歌，当然是以很小的声音。但是，牢房太静了，只要一个人唱就都能听见。我突然憋不住了，就大声唱了起来。这时候，看守就冲了出来，大叫“谁？”我们赶紧躺下了。他过来查，我们都假装睡着。后来就变成这个晚会很滑稽，他跑回去，我们就躺在床上大声唱，他出来就不唱。我唱的是曾经跟遇罗克一起唱过的歌，包括《光荣牺牲》这首歌。

　　我可以说，遇罗克是比我更正统的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的哲学的整个框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反对马克思之后的国家与政权这一套，他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他想起这些歌的时候与当时的处境有关，那时他戴着很紧的手铐，吃完饭，手就会肿胀，非常难受。那天吃完晚饭，他就跟我谈起来。那时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传说，斯大林最喜欢的歌是《苏里柯》，格鲁吉亚民歌；列宁最喜欢的歌是《光荣牺牲》。我因为过去一直学外文，喜欢唱外国歌，俄罗斯歌差不多都会。遇罗克问我会不会唱列宁喜欢的《光荣牺牲》，我说，会。这是一首根据俄罗斯民歌改编的歌曲，我们就一遍一遍地唱，唱得监狱中的老头都哭起来了，因为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大家都有一种带入感。

　　在死刑号里的第一夜，大家都没有睡觉。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孩，忘记他叫什么了，可能是因为偷越国境到当时的北朝鲜，被北朝鲜当局送回来了。看他岁数小，我对他说，你出去的机会最多，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诉我爸爸妈妈，说最后我们没有难过，最后我们挺开心的，还一直在唱歌。其实，当时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求的了，希望外面的人不要为我们难过。我也跟前面提到的那位姓周的说，看来咱们活着出去的机会不多了，咱们以后到上面去，跟上帝一块儿的时候，互相让着点。遇罗克也跟我们搭茬儿，他好像说“殊途同归”之类，具体我记不清了。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遇罗克也唱了。

　　现在我知道的，还有两个人没有被枪毙。他们曾经到北京看过我，大家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次狱中晚会。但是，他们因为有各种考虑，不愿意谈这些事。

　　遇罗克个子比我高一点，大概一米七二左右。我一进监狱的时候，是十一月，监狱里还没有生火，很冷。他戴着一顶栽绒的棉帽，就像解放军戴的那种。监狱里的老工人叫他冬瓜脑袋，因为他的头有点平行四边形，有些秃顶，戴着黄框的眼镜。他说话嗓音有点尖，慢条斯理，写字受魏碑体的影响，字很漂亮，我算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但是钢笔字不如他写得好。

　　使我多年不能忘记他的地方是，他在任何环境都能够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这是我始终没有的，到现在我也没有。他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他的使命感，这使命感比较明确，就是要为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鸣不平，为这些人争取应得的权利、地位，实际上他也是在争言论自由。

　　我本来应该从监狱出来好好作生意、去发财，或者做一个闲散的人。但是每次只要有什么事，比如“民主墙”、“六四”，我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是遇罗克的使命感使我觉得，本来我没有使命，但是这么多人都死了，他们想要做的事，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深层中是一样的，我就希望中国好，我要有实际行动。遇罗克的这种勇敢，对我也有很大的鞭策。

　　我自己本来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写诗、画画。定我们为反革命集团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在一起成立写诗的组织。当时，一有组织肯定就是反革命组织。我对于政治、道德勇气，过去没有这方面动力，也没有这个要求，可以说遇罗克和跟遇罗克一样的很多人，在这前后献出了生命的人，对我说来是一种鞭策。并不是他们要求我这样做，而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更宝贵的？我们已经死过不止一次了。本来“六四”的时候我可以不管，可以不站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良心不安。就和后来一样，我在海外写一些文章，回来不断地有麻烦、出事情，可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放弃自己的言论和思想，那我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会想到遇罗克和与他一样的人，他们活着会怎么做？我虽然不是理想主义的先驱、同道人，但我是一个还能说话的人，我应该多说一点，就是这样。

□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采访
转自《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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