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莊禮偉（副所長，國際關係專業碩士生導師）：
今天我們開一個小型的研討會，討論最近在日本、菲律賓、祕魯和美國發生的政治風波。這些國家的社會傳統、發展層次各不相同，風波的具體內容也各異，但我們的思路可以稍微集中一下，即着重探討憲政框架／政府領導人角色／社會良性秩序之間的內在聯繫。
執政乏術，悲哉森首相——鄧仕超（哲學／國際關係學碩士）
日本憲法是模仿西方的憲法，但總的感覺，日本政治的透明度不夠高，這或許和日本特有的「曖昧」有關。所以，政府領導人的醜聞，往往被刻意隱瞞，過去許多引發腹議的政要都安然過關。但這一次森喜朗要過關就相當困難了。本來日本老百姓並不很在意政要的「小節」和緋聞，———只有反對黨會關心。日本人的政治冷漠症越來越普遍，我在日本的這幾年，看到媒體報道的投票率都不高，也就半數左右。這次森喜朗爲什麼這麼困難？這主要和他個人的不良作風有關，如出言不遜，缺乏責任心等等，性醜聞倒在其次。
從民意調查所顯示的森喜朗的支持率（１１月７日只有６％）來看，森內閣幾乎走到了盡頭。森喜朗是接替患腦溢血的小淵惠三擔任首相的。客觀地說，這兩人都屬於政治上的右派，小淵含蓄、穩重，所以民意支持率很高；而森喜朗卻常常口出狂言。５月份，他稱日本是「以天皇爲中心的神之國」，公然違背主權在民的民主理念。６月份，他又說那些猶豫不決的選民在投票日當天最好在家待著。日本人對政治再冷漠，也受不了森的這番狂言。
還有，內閣的重量級人物官房長官辭職，森毫無反應，去觀球玩樂，這和小淵的「以身殉職」相去甚遠，這對於敬業盡職的日本人來說，是難以容忍的。《讀賣新聞》公開對森不恭，在刊出的授予奧運會馬拉松冠軍高橋松子「國民榮譽獎」的照片上，只保留了首相的幾個手指。
不過總體看來，對森喜朗的不信任風波，還是侷限在政黨政治內部，對日本社會影響不大，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更不會因爲某個人的去留而改變。
公民文化的移植尚需時日——郭繼光（講師）
作爲美國的前殖民地，菲律賓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是模仿美國。真是有樣學樣，克林頓的醜聞氣味尚未散盡，菲律賓總統埃斯特拉達也被醜聞逼到要下臺的邊緣，而且這醜聞的花色品種還比較多。１１月１３日菲律賓衆議院通過對總統埃斯特拉達的彈劾動議案，埃被控涉嫌受賄、貪污腐敗、違背公衆信任和違反憲法。衆議院順從民意，顯示了罕有的「高效率」，未經投票，以鼓掌方式通過了這一議案。
長期以來，菲律賓人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響較深。８０年代在「人民權力革命」中，腐敗的馬科斯政權垮臺。從那時起菲律賓已經按民主程序完成了３次政府權力轉移。但是，菲律賓的民主化進程主要表現在政治制度層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較爲滯後，傳統的政治文化還影響着人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爲，政治制度的建設還得不到相應成熟的公民文化的支持。在實際生活中，菲律賓人擺脫不了傳統思想的影響，如知恩圖報、有來有往、裙帶風等等。埃斯特拉達即是明顯的一例。他出身於平民階層，舉止輕率，１９９８年當選總統後，仍同以前的一批賭局朋友混在一起，拉關係、扯裙帶、搞小圈子，進行權錢交易。
在欠發達國家，類似埃斯特拉達的民選政治人物可謂不乏其人。實踐證明，模仿和照搬單一的制度安排並不一定會帶來該制度在它國或另一種文化中已有的作用。制度經濟學告訴我們，某一項制度安排作用的有效發揮離不開整體的制度環境。人類向民主的發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先進的政體可以移植、模仿（如孫中山建立共和制度），但包括公民文化在內的社會環境如何移植？這就必須有一個漸次發展和積累的階段。
埃斯特拉達的去留是個小問題，而要使菲律賓整體的制度環境得到改善，還有待時日。事件的主角，曾紅極一時的菲律賓動作片明星埃斯特拉達此刻仍然很樂觀：「目前上演的鬧劇就像是一部電影，主人公開始必然會經歷重重磨難，但終將取得勝利。」然而現實生活和電影終究不是一回事。
藤森體制：積重難返無退路——桂久強（碩士生）
祕魯前總統藤森本月２０日在日本突然提出辭職，此時日本首相森喜朗也正焦頭爛額地苦熬日子。這二「森」雖然屢屢被「逼宮」的處境非常相似，但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則各有各的緣由。
在當選總統後，藤森確有一些不錯的政績，但同時也逐漸暴露出自身的另一面。藤森儘管早年曾赴歐美留學並熟諳西方式民主，但上臺後在處理問題時往往採用簡單、粗暴甚至野蠻的鐵腕式手法。１９９０年祕魯大選中，藤森就使用非法手段，使當時呼聲頗高的另一候選人、國際知名作家巴爾加斯·略薩失去選舉資格。１９９７年，他又做出驚人之舉，不顧人質的生命安危，指揮軍隊強行解救７２名被歹徒劫持的日本使館人質，再次讓全球瞠目結舌。
９０年代日本經濟疲軟，對祕魯的經濟支援遠不如８０年代，而藤森政府也並未如其競選時許諾的那樣扭轉祕魯的經濟頹勢，民衆對藤森政府的不滿日益增加。對此，藤森主要是依靠軍警特力量對反對派進行強力彈壓。而此次辭職恰恰是禍起軍方和國家情報局。藤森能夠維持１０年的統治，與其心腹、前情報局長蒙特西諾斯主持的情報機構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自蒙氏行賄醜聞由一盤錄像帶公之於世之後，舉國震怒，藤森頓時被逼到下臺的邊緣。
更爲不妙的是，一貫依靠藤森關照而得勢的國家情報局一改以往全力支持藤森的態度，對此次反藤森的空前風暴冷眼旁觀，軍方的態度也是如此。可以說，此次藤森辭職，是藤森政權長期非正常運作的必然結果，是其掩蓋的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祕魯政壇在短短的一個多月間經歷了如此跌宕的起伏和衆多的變數，一盤小小的錄像帶竟給祕魯帶來如此多的連鎖反應，由此可見藤森體制的脆弱性及其缺陷的致命性。
世紀大選，有序還是無序？——劉虎（碩士生）
佛羅里達州是否存在舞弊行爲？尚無確鑿的證據，總的來說，一切都在法律確立的範圍內進行。棕櫚灘的選票設計得不太合理，但也不能說這樣設計就違犯了法律。共和黨的傑布·布什州長爲避嫌已不介入州計票委員會的有關工作，而決定佛州最終投票結果是否應包括人工計票結果的，是具有濃厚民主黨背景的州法院。一切就這樣制衡着，一切就這樣膠着着，沒有鬧出人命，也不用擔心會有什麼軍事政變。當全世界媒體失去耐心的時候，美國選民仍然沉得住氣，多數選民認爲人工計票仍有必要進行，而最後，應當聽聽法院怎麼說。
不過，衆多的花邊新聞還是使美國人感到難堪。未經清點就棄置一旁的票箱；計票機器老化而無法保證全部正確地閱讀選票；阻止、刁難、誤導黑人選民，等等，此次大選可謂亂象環生。全球媒體對美國大選的評論以冷嘲熱諷居多，一些非洲國家的媒體甚至提議應派員到美國監督計票（就像過去美國派員去那裏監督選舉一樣），古巴的媒體稱美國正在上演一出規模龐大的政治肥皂劇。
那麼，美國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這場始料不及的風波呢？不少美國人認爲今年的大選給自己上了一堂生動難忘的政治課，並加深了對公民權、對自己手中選票的重要性的認識————原來每一票都可能會起作用，目前的情況是很可能數百張選民票就可能決定哪一個黨入主白宮。那些原本在投票機前持一種「投着玩兒」態度的人，也許會在下一次大選時會格外認真，慎重選擇。
２００多年的憲政歷史已使大多數美國人對選舉有着較爲成熟的理性心態。在最近十來天的風波和「亂象」中，一切紛爭都還是圍繞着「法律解決」這一核心原則而有條不紊地進行着。重新計票、人工計票、結果的計算方式、何時宣佈結果、哪些部門有權介入而哪些部門無權介入等等，都有法可依或須經法院聆訊、裁決。戲謔歸戲謔，調侃歸調侃，嬉怒笑罵之餘，理性和秩序仍然主導着這場被稱爲「失序」和「混亂」的選舉。這也許是一種「笨重、緩慢且效率不高」的制度，但是「在恰當的時候，公衆的聲音終將會被聽到，公衆潛在的智慧終將會得到張揚」（托馬斯·傑弗遜）。
總之，２０００年美國總統選舉是一樁重大的政治事件，它給了好萊塢電影導演們更多的靈感，給了時事漫畫家們更多的揮灑空間。國際問題評論家們正忙於辦講座、寫時評，神采飛揚，指點迷津；政治學教授們則開始考慮對教材進行修訂，神態莊重，誨人不倦。美國式選舉，愛也罷，恨也罷，「混亂」也罷，「有序」也罷，任人笑罵，任人評說！
選民和政治家都應有所反省——龔澤宣（博士）
自美國建國以來，美國一直以其自身民主制度的「完美無瑕」炫耀於世人。早在獨立之初，「作爲可供世界上其它國家效仿的模範共和社會，美國人爲此感到自豪」（美國史學家尼古拉·佩特羅）。曾擔任大學校長和美國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也曾宣稱，他要「教會南美洲各共和國選舉最好的人來治國」。
在２００多年來的歷屆美國總統選舉中，除少有的幾次大選引起了一定的爭議（如１８２４年大選）之外，大多數總統選舉都能按部就班地順利進行。這種狀況的保持的確爲美國贏得外界許多讚譽之詞。１９世紀法國政治學家托克威爾在遊歷美國之後，發現美國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得以維護並在相對和諧的氛圍之中運行，其內在的根源就是美國所特有的與其制度相協調的「自然環境」、「法制」和「民情」。而在這三者之中，「民情」的重要性大於「自然環境」和「法制」的重要性。但托克威爾同時也謹慎地指出「美國的法制」並非「已經十全十美」，而且他也「決不認爲美國的法制可以應用於一切民主國家」（托克威爾：《論美國的民主》）。
今年美國大選出現的一波三折着實令世人大開了眼界，許多國家的人甚至是帶着幸災樂禍的心情來看待這場選戰的。日本《讀賣新聞》１１月１０日發表的一篇文章直截了當地指責美國的此次選舉「是空前的金錢選舉的例證」，並指出「爲通過電視宣傳來中傷對方候選人而投入鉅額資金」，將會「導致政治的墮落」。
任何一個國家在選舉過程中有時會出現一些程序上的失控和規則上的混亂，這是難以避免的，並無特別值得關注的價值。但今年美國大選出現的混亂以及兩黨候選人都表現出來的互不妥協、大打官司的態度所引發的政治風波，卻成了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大焦點。這一使美國在國際上招致譏評的事件不能不說是一種反常的現象。對於造成這種反常現象的原因，在一個自我炫耀爲「制度的典範之國」裏，無論選民還是政治家們都應該有所反省。
主持人：
被討論的這４個國家在體制上有一些相似之處，即：一、政府首腦的權力受到多方制約，民意對首腦的去留有重大影響；二、公民投票選舉的功能被頻繁地和週期性地使用。
從具體情況來看，這４個國家又明顯地分爲兩個層次：美國和日本基本上是一組，有較爲成熟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政府首腦出現什麼問題，對社會秩序和國家體制的影響較小；在公民投票選舉方面，失範、違法現象較少，對選舉結果的爭執也較少（從美國２００多年的歷史來看，爭執是極少數）。
菲律賓與祕魯基本上是一組，儘管它們在體制上模仿西方，但缺乏相應的配套環境，前現代的因素依然較多，所以誰在臺上誰在臺下，對整個國家來說有較大的影響；在投票選舉方面，失範現象較多，對結果的爭執較多（如對馬科斯、藤森的當選），————民選制度並沒有選出最優秀的領導人，接下來，往往是軍隊／政變而不是法院來充當非常時刻的裁判。
在憲政實踐中，對政府領導人權力的制衡和公民投票選舉的功能，在不同的國情之下有不同的表現。前一組國家的風波似乎還談不上是什麼「憲政危機」，而是偶然性因素居多，如個人素質有缺陷的森喜朗匆忙接替小淵，戈爾和小布什在關鍵州————佛州票數過於接近。而後一組國家的風波似乎更主要是整套體制和社會環境的銜接問題，體制設計得有重大缺陷（如藤森的「憲法」，現在已被推翻），或環境跟不上，就必然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總的來說，菲律賓和祕魯發生的問題，應當被看作是前進道路上的挫折。民選制度可能會選出不那麼好的人，但主權在民、官由民選、以公民社會爲基本依託的立國準則，是人類「命中註定要得到的東西」（借用金大中的話）。當然，針對不同的發展階段、文化傳統和國民素質，應當允許有不同的具體實施方案，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良性的社會發展秩序。(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