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天堂河劳教农场女队进行采访。

　　北京唯一的劳教农场叫“天堂河”。这里是灵魂净化的教育场所，这里是“地狱”与“天堂”的交接处……

　　社会的溃疡

　　我到天堂河劳教农场女队时，正赶上劳改局中心医院的医务工作者给劳教人员检查治疗性病。

　　流脓淌血、腐烂溃疡，令人恶心得几乎呕吐。医生说：“这里患性病者占85％以上，尖锐湿疣、梅毒、淋病……有不少人同时患三种以上性病。”

　　一个叫泉的姑娘，曾经是一家四星级饭店餐厅的“领位”。据她自己说，在工作中结识了一位英籍港客，每次来大陆均要向泉“求爱”。她陪他吃饭、跳舞，进而陪他睡觉。他供她上学读业大。不记得是哪一次分开后，泉感到身体不舒服，下身长出许多红疹，又疼又痒……

　　我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得了性病，她摇摇头，接受治疗去了。

　　劳教农场教育科科长告诉我：“过去‘天堂河’收管的劳教人员大多数是偷窃，而近几年绝大部分是卖淫和流氓鬼混的。收管的人员年龄普遍降低，最小的年仅16岁。

　　谷是女队年龄最小的，黑乎乎，胖墩墩的。如果不是管教事先告诉我，简直难以相信眼前这臃肿的“妇人”只有17岁。

　　17岁，“花季”的年龄！

　　而谷一副漠然的样子。

　　“知道你什么时候患了性病吗？”

　　“不知道。进队检查时医生说我有三种性病。医生还说我的病挺严重……”

　　她生长在教师之家，可生性不喜欢读书。有一次考试不及格，她的父亲知道后声言要打断她的腿。她害怕了，不敢回家。一个在电影院里结识的男人把她带回家，给她吃了一碗面条后就破了她的身，那年她刚刚13岁。从此之后，她就跌入了以身体换饭吃的泥潭。

　　谷的卖身是“低档次”的，只要管吃管喝，一碗面，几两饺子，甚至晚上有个住的地方……

　　从“天堂”跌进“天堂河”

　　她19岁，曾在北京首屈一指的大饭店里当服务生。这座饭店因其豪华堂皇而有如王府而被称为“天堂”。她每月427元的工资，吃穿不愁，在夏有冷气冬有暖气的环境里工作，却辞了职，专事卖淫。一下子从“天堂”跌进了“天堂河”：劳动教养两年半！

　　“职业高中毕业后，我以优异的英语成绩考入刚建成的这家五星级饭店。别人都说我进了天堂，我也拼命地工作。但我慢慢发现，一些服务员远不如我卖力气，只因为脸蛋比我漂亮，得到的红包比我多，转正、提升……而我无论怎样干活，都只是个传菜员！”

　　“一位有经验的领班告诉我，笨蛋才只靠干活卖力气。你要想红包多、升职、转正，就得学会去讨好老板。老板什么时候叫陪他听歌就什么时候去，又轻松又得红包和时装！老板是港方的，我于是按领班的经验去迎合老板，果然红包多了，还转成了正式合同工。从此，我开始改变过去凭自己辛苦劳动获取报酬的观念，开始学着投机取巧走‘捷径’……”

　　“一天下班，一个同事介绍了一位港商，叫我去陪。听完歌，跳完舞，他叫我陪他干那事。我有些犹豫。他一下子拍出500元港币，我便答应了。事后还送了我一套高档时装。我一盘算，一个小时的事比干一个月的收入还多，原来我的价值并不在于我的劳动创造，而在于我的身体，因此我辞职了。

　　一半无知一半有罪，她是什么

　　“点外国T（钱），打奔驰的，玩保龄球，喇外国密（小姐）”，这是流行于市井青年中的“黑话”，它被一些人当成现代高消费生活的标准。

　　在采访中，一个叫“丽丽”的姑娘最引人注意。我一眼就看出她就是管教介绍过的那位学经济管理的大学毕业生。而她没等别人介绍，就低声对我说：“你是记者，不是劳改局医院的医生，我想和你谈……”

　　丽丽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她一帆风顺。

　　她的思想变化始于大学毕业的前两年。萨特的“存在主义”裹挟着西方的生活模式；阿瑟·黑利的小说混杂着“性解放”……

她学业顺利，因讲得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毕业后被一家美国公司录用，后来又在几家旅行社做兼职导游，收入颇丰。她经济独立，不愿受婚姻和道德规范的约束，把“性解放”导入自己的私生活中。大学时代对于“性解放”的朦胧追求，走上社会后变成了对于具体性感受的生理渴望。尽管有了夫妻式的情人，但她认为他的爱像牢笼，淡而无味。她开始寻求更具刺激性的“爱”。只要她看得上对方，她从不占人家便宜，吃饭，跳舞一律“A—A制”———出钱各半。

　　丽丽谈吐不俗，在上百号以卖淫为业的劳动教养人员中，她清高而孤傲，很少和别人闲聊。她说，她与“愚昧”无话可说。我问她怎么看待身边的这些人，她想了想说：她们中一半是无知，一半是罪有应得。当然，她认为自己不在这两部分人当中。

　　应该说“丽丽”既往的工作是充实的，可她的生活态度却叫人难以苟同。她在没有完全离开第一个情人的同时，与另外两个男人都保持着性关系。

　　她的父母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女儿的私生活如此放荡，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警察带上“呜呜”作响的囚车。

　　“出国梦”变成“二进宫”

　　一个叫春玲的女子是护校毕业生，自学了中英文打字，一门心思找外国人来往，搭桥出国。先是和一名波兰人“恋爱”，由于他们之间夹杂着更多的金钱关系，她进了“天堂河”。两年半劳教出来后，经过无数次的周折，考上了一家音像公司当打字员。她本应吸取教训，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但她心中那股“邪火”却仍未熄灭。跟着一个连根底都说不清的人南下广州，办理了“出国手续”。结果8000多元的借款打了水漂。她重操旧业，以身换钱，日夜与从山西往北京运煤的司机进行肮脏的肉体交易。不久，她再次被抓获。

　　毋庸讳言，这几年“出国热”着实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由此而造成的闹剧、丑剧，甚至惨剧不胜枚举。大多数人靠出卖身体出不了国，即使出了国能混得好的也为数不多。以龌龊手段谋求不现实目的的人，结局往往是可悲的。

　　春玲在与我谈话时，讲到她曾有过的思想追求和为了还出国债甚至在煤车上卖淫的经历时，哭了……

　　迷途的“羔羊”

　　她有一个梦一样的名字。如果不是看了她的档案，怎么也想不到她会卖淫！

　　上高中时，她是个好学生，门门功课名列前茅，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第二外国语学院。还没来得及报到，便被送进了这流着泪、淌着血的“天堂河”。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女伴一同步入舞厅，女友为她介绍了一个舞伴——三强。

　　三强再次出现在她面前时，抱着一只洋种狗，并请她帮助到“秀水街”去向“老外”兜售。她刚刚结束高考，把这推销“洋狗”的机会当成了“社会实践”。她以流利的英语和“老外”们“侃价”。一只160元进货的小狗，以十倍的价格卖给了“老外”。看着翻了十倍到手的钞票，三强说：“你有做生意的本事，今后咱们合作，保你发大财！”她回答说：“你也不是空有其名，还真是个‘强’人。”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价值”被人肯定的喜悦，她在心中为自己也为那个“强人”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她准备为这个梦献出一切。

　　没过多久，三强从广州返回北京，并带回一个女孩子。一天，他非常慌张地找到她，说要带她们去挣钱。她大显“侠女”气魄，与家人不辞而别，想凭自己的本事闯荡江湖，挣钱发财来解决家庭矛盾，仅此而已。

　　眼看大学报到的日期到了，他们仨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了，三强的脸一天比一天拉得长，最后把她俩叫到一起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在广州杀了人，公安局在通缉我。带你们到张家口这一带是为了让你们给我挣钱！”说着转身出门，带进两个男人。那个广州来的女孩似乎听明白了，顺从地跟着一个男人走了。她不从，和他们撕打，拼命地挣扎。三强竟找来铁丝将她的脖子勒在床头，按着她的腿，帮着男人发泄了兽欲。从那天起，他天天为她拉客。不从便拳脚相加。到后来，她不再挣扎， 不再撕打，像死人一样……

　　她对我说，她13岁曾被流氓轮奸。从那以后，她对这事只有恐惧和厌恶。就在她应该到大学报到的那天，她被抓获了。

　　“天堂”与“地狱”交接处的抉择

　　黄某现年36岁，是我的采访对象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直言告诉我，出去后仍要“重操旧业”的人。她4年前离婚，有个8岁的儿子判给她抚养，但因她没有住房，暂寄养在奶奶家。她长期吃劳保，与一家个体酒店老板相勾结，在他的酒店里卖淫。

　　她黄黄的长脸长满褐色的蝴蝶斑，嘴唇发紫，身材平板僵硬，看不出一点女性的线条。但她的确是个女人，是个卖得极疯狂的女人。各种各样的人物从她身上匆匆而过。钞票是唯一使她动感情的东西。她丑陋，不可能一次挣千八百，但她“将勤补拙”，低价出售，来多少接多少。

　　原来的工作单位———建筑公司，开除了她。今后她将怎么办？她没有家没有立足之处。

　　“如果你是街道办事处的人，会接我吗？”她的反问使我张口结舌。“我没有别的出路，只能重操旧业！”她嘴唇发抖，冲动地大声说。说得义无反顾，听得毛骨悚然。

　　“天堂河”劳教农扬是一个带有强制性的教育人的场所。在这里，许多人收敛了自己的行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感觉到自由的可贵。但她们一旦跨出这个大门，重新跨入社会，面临的将是更加严峻的考验。因此单靠劳教、劳改部门是不行的，必须实行社会、家庭各个方面的综合治理。

　　就是因为这些人正处在“天堂”与“地狱”的十字路口，他们比正常的、大多数的“好人”更难进入正常的生活。往往进入“天堂”和跌入“地狱”只有一步之差，所差就在一扶或一推之间。

　　是让她们继续“失足”，还是让她们健康迈步？

　　是让她们身心的创伤愈合，还是让她们继续腐烂溃疡？

　　是让她们进入正常的新生活，还是让她们跌入罪恶的泥潭？

　　你，我，他，她们自己，都有责任关注和思考，都有义务做出人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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