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學府的北大正雄心勃勃地要成爲世界一流的大學。
既然如此，我們有理由知道五十年來的北大到底做了些什麼？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人們不會忘記，解放後不久，當時擔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曾經給毛澤東上書一封，懇請毛澤東、劉少奇、周 恩來、朱德等共產黨領袖兼任北大教授，對北大教師進行思想改造。正是在這封信發出後不久，以知識分子爲對 象、以剝奪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爲目的的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雖然我們無法 知道這封信與這場運動之間是否有着直接的因果關係，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對這場運動的開展起到了不好的作用。 而這次運動被越來越多的人視作1957年「反右」運動的預演。
人們不會忘記，在1957年的以言治罪、以思想治罪的「反右」運動中，爲了自保，北大的主事者和部分教師竟 然出賣學生，導致不少學生被劃爲所謂的「右派「，被開除學籍，慘遭流放。在全國各高校中，北大被打成「右 派」的學生人數名列前茅。這是北大學生的光榮，他們是因爲有思想才被治罪的；卻是北大的恥辱，它在威權面前 居然對自己的學生落井下石。北大新聞系女學生林昭被劃右派後，不甘受辱，決定以死抗爭。但由於發現及時，經 搶救，未能如願。（1968年，她還是被槍斃了。）林昭自殺獲救後，曾對當時的北大校長髮出這樣的質問： 「蔡元培先生當年曾慨然向北洋軍閥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呢？」
人們不會忘記，1966年5月25日，是北大的聶元梓等七人在校園裏貼出了被毛澤東譽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 大字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的大字報。6月1日，經毛澤東決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了這 張大字報，從而點燃了自下而上衝擊領導的羣衆運動的烈火。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恥辱、最酷烈的十年「文化大 革命」自此拉開了序幕。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被公認爲文化大革命羣衆運動開始的標誌。
人們不會忘記，十年文革期間，康生、江青等人的御用寫作班子「梁效」（「兩校」之諧音）其中的「一校」 就是北大。北大的馮友蘭、林庚、週一良、魏建功等知名教授不僅充當了該寫作班子的顧問，而且寫詩頌揚江青的 「功德」。「梁效」無論是在「批林批孔」中，還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都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發揮」 了打手的作用。
人們不會忘記，九十年代初期，北大以「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的敢爲天下先的精 神，在全國高校中率先推倒圍牆，辦起了實業，帶頭開始了以犧牲學術爲代價的自殺性的「創收」。此後不久，從 不固步自封的北大再接再厲，利用自己官定的中國第一高校的名頭，向有錢人、掌權者出賣文憑，一手交錢、一手 發紙（畢業證書），你得名，我拿錢，皆大歡喜。龍頭老大可以這樣做，下面的兄弟們當然不甘落後，你沒我也 賣，於是，中國一下子多出了由各高校發放的五、六十萬張不是假文憑的假文憑。
人們不會忘記，九十年代中期，北大著名教授、有「國學大師」之稱的季羨林重彈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 河西」的論調，認爲二十一世紀將是以中國文化爲代表的東方文明統領全球的世紀，東方文明將拯救世界、拯救全 人類。且不說在全球化已經成爲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今天，且這位大師的這種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 風的思維是否偏執、偏狹，關鍵的是它客觀上誤導着國人對國情、國力的清醒認識。
人們不會忘記，世紀之交的1998年，北大舉行了自己建校以來最爲盛大、奢華的「百年慶典」。北大引以自豪 的已不再是自己擁有多少學術大師、思想者，不再是自己培養了多少學術大師、思想者；相反，北大竭力炫耀的是 自己的學生中出了多少政府官員、多少企業白領。北大可以爲自己五十年來的歷任校領導立傳，卻要禁止紀念「北 大之父」蔡元培的話劇在校內上演，不願承認在北大發展史上做出傑出貢獻的老校長蔣夢麟的功績，原因只是因爲 蔣氏擔任過國民黨的高官。一直被外人視爲北大精神的「思想自由，兼容幷包」在北大已蕩然無存。
人們不會忘記，就在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已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並以之爲信念、追求的2000年，北大正謀劃 着要將自己的僅僅是說了一些自己想說的、應該說的話，做了一點自己想做的、應該做的事的某著名教授逐出校 門。這難道僅僅是因爲「上面」對這位教授有所不滿嗎？僅僅是爲了不開罪「上面」，保住自己的官位嗎？一個連 自己的教師都不願、不能、不敢包容、保護的大學，誰還能指望它來維護社會的正義與良知呢？！ ……
五十年來的北大沒有給我們提供多少人才資源，五十年來的它沒有出現一個學術大師就是明證；五十年來的北 大沒有給我們提供什麼思想資源，五十年來的它沒有出現一個思想家就是證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五十年來的北 大沒有盡到一個現代大學應該盡的責任，沒有做到一個現代大學應該做的事情！
五十年前的北大發起過反封建、反專制，爭自由、爭民主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五十年來的北大 呢？！ 轉自(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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