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为长不尊的无行瞎掐，终于惹来八十年代人的不满。５月某期《中国青年报》有青年学生就发话了：“我们厌倦了这种骂架文章，除了调侃戏谑外无实际意义可言，既不属思想剖析也不是文化透视，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言之无物吵架拌嘴之作充斥了文坛，竟让我找不清文化的走向了。作为青年学生，我们看小说读文章，是为了形成更好的思维能力，了解人生真相，参与社会生活，坚定价值信念。我们最需要的是有见地、思想深刻入木三分的文艺批判，是能够引领时代方向的头脑，而绝不想去看那些笔上生花的吵架文章。那些用文章吵架的文化人该住手了！你们这样做和街头泼皮的区别仅在于：一个用笔写在纸上，一个站在街心破口大骂而已。文化可以醒民兴邦，我们需要一些深邃清醒的文章。”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文人是生产力中最最活跃的因素，我倒是觉得欲使文化起到醒世觉民的作用，还真得乞灵于文人骂架，而且怎么骂在我看来都不重要，关键是骂什么。近年文人逞才使气无原则的互骂该休息了，当务之急是竖立新的骂靶，把文人这最最活跃的生产力祸水导向新的骂域。新骂靶是谁？新骂域在哪？想想李敖答案就有了。
您瞧李敖的骂域有多宽，骂靶有多品种繁复。人家以台湾现行宪法和法律为武器，将台湾５００多号各种型号的权威权贵送上法庭，胜诉４００多场。现在这老头子正忙啥？在忙起诉李登辉叛国罪。
文人除了扩大骂人范围，还要继续反省，反省历史，反省现实。中国文人在历史上，不是帝王家的，就是自家的，因为是帝王家的，所以顾不得大众；因为是自家的，所以一家衣食无忧便一心吟风月弄花草，仍然顾不得众生。我国有大量的山水风物游记文字，写树写鱼写茶写酒，却很少写对苦难的怜悯。在大水大旱人食人惨剧史不绝书的国度里，饮食文代越发达代表着罪恶越大，性灵小品风物文字越多代表着文化人人性沦丧程度越深。在我看来，在他的诗文集里不见一丝民众苦难的影子的文人是最末流的文人，哪怕他是屈原陶渊明。“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是白居易《观刈麦》诗的后几句，白居易这个血统的诗文在历史上并不多。即便是这样“但歌生民病”的文人，一副菩萨心肠令人感动，可是大悲无言，将生民病写成歌以后，心中还剩多少民病？而且民众的苦难能因此减少吗？所以，最高境界的文人是挣脱帝王家又超越了自家而且不止于为民生苦难歌哭的文人。这种文人在中国产生有一百年历史了，但是至今没有成气候，他们把社会文明的目标当成个人的目标，把社会理想当成个人的理想，并动身为之奋斗，其鼻祖应该是梁启超。他的新民学说和为新民所做的努力，既无帝王家色彩，也不是自己家的色彩，既悲民生之苦，又为抒解这苦想办法效死力。梁启超开启的这个传统并没有形成气候，没有形成根基深稳的民间舆论权威，很快中国文人又只能走进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一条死路。
其实民间舆论权威是一种丰厚的政治资源，与政府权威有着共同的敌人，就是社会不公正现象。消除社会问题起码是政府名正言顺的正牌职业，这一点上政府与民间舆论权威是同志。所以无论实际中文化人有多少以笔干政的余地，能干就应该多干，不让干也要通过我们的笔让所有人明白一个真理：现代民主社会，政治不是个人私事，也不是谁在政府就是谁的事，而是关乎每个公民，各种职业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国家更适合炎黄子孙居住。让这个星球更适合人类居住，所以我们干政不是太监争权，不是外戚夺利。
不要一味坐在书斋里写美文，要实实在在参与到涉及社会公正的实事当中。政府说一年要为人民办几件实事，言外之意是然后就可以一年到头踏踏实实心安理得为人民办虚事了。那么文化人呢？虚文要写，跟过去一样，可是也要以笔办实事，为后生的中国文人开辟新传统，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对目前的文人写、文人看的刊物颇感不满，比如像《散文》《美文》《诗刊》之类，写些小感小情，病美人有余，壮男人不足，自恋有余，惜人不足。每期我都能收到赠阅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是一份北大研究生学术刊物。多期以来，我看那上面的文章里没有几粒中国的尘埃，全是外国的问题、外国的主义。中国的顶尖学生不关注中国的民生问题，岂不太素餐了，主义可以拿来，但是问题必须土产，偷来天火，点亮此岸。
一些大学里，声色犬马之类才子佳人社团多，实干的眼睛向下系心民众忧乐的社团少。一些报纸副刊，国外见闻的文章多，乡下见闻、民工见闻、下岗见闻的文章无。海外见闻可开国人眼界，就像当年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意义不可小看，可是大量的此类文章纯粹是一种足迹炫耀，与乡下小伙子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竹子上刻“到此一游”属于同一性质的创作，殊不足观。现在全国各地单位的文人学者作家都争相到国外一看，我看中国他们最急需的倒是到乡下一游，到下岗之家一游，到上访群体中一游。要成就一个中国大文人大学者大作家，只有洋气没有土气不但成就不了，更重要的是这本身已经证明你的器质根本不配做大，所以你就做不大。
某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上下册的随笔集，有五六十万字，皆近２０来年的作品。一家读书类报纸的编辑要我写篇像样的书评，我看了俩礼拜也没有找到正面感觉，负面感觉倒挺涌动。这五六十万字的内容，无非到这儿旅游，到那儿开会，给这人写序，给那人去信之类，我一看就烦，这是文人的自恋，您的足迹您的信您的交际有那么重要吗？既没多少知识，也没什么思想，写出来纯粹浪费纸张，让人读纯粹谋财害命。他们这一代的文化人，只学会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上本就很微弱的同情弱者、劳动者的人文传统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置换反应，于是在他们笔下，下层社会的不幸无影无踪。具体说，过去诗人看见纤夫想到的是他们的不幸，心底升起的是对他们的同情和怜悯，而在历史唯物主义文人眼里则是劳动人民真伟大，他们能把搁浅的的船拖走，能在逆流拖船，也正是他们拉动着历史的大船前进，他们真伟大。所谓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理念，就这样屏蔽了普通的人情。
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另有具体的原因，梁漱溟为农民代言，说建国不该这么牺牲农民，被上面以泰山压顶之势抢白道：你同情农民，就把你的工资送给农民好了！这样一来，好家伙，谁还敢代这个被剥夺最深最重的最大群体说话。前年我到福建腹地某县开会，那是个老苏区，墙上至今还有瑞金时期的标语。黄昏时分，我到县城外闲走，见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收工回来，她佝偻着瘦小的身子，挑着一对大木桶一小步一小步疲惫地挪行。根据木桶上面的粘着物判断是大粪桶，桶里放着七长八短的农具，使得那木桶接近成为笙的底座，在这个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红色核心区域，七八十年之后还生活着这么一个劳动人民，我不知道我们的秀才文人写风景游记时会不会将她写进去，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徒会不会见此又发一顿人民群众真的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啊之类的感叹，她要不挑大粪我们吃什么呀，劳动人民真伟大。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