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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何其多難，國人最近注意的是殺貪官、審貪官，並於慨嘆貪污腐敗不可收拾之餘猜測中共肯將貪官揪到哪個層級。但，緊接着，人們大概要把注意力轉向農民了。中國的農民問題正在成爲極其嚴重的問題。
八月二十四日，《南方週末》登出一篇通訊，報道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今年春節給國務院領導寫信，報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國務院領導批示、下令調查，以及湖北省各級官員於今夏奉命初步處理、改善的始末。九月十二日，新華社報道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在「全國減輕農民負擔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溫說：「目前農民負擔重的問題已經成爲直接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再看近來的傳媒消息，陝西茲州縣、湖南道縣以及山東、河南等地持續發生農民暴力抵抗苛捐雜稅事件。江西省豐城縣則因每畝田需繳稅款一百八十元人民幣，農民無力承受沉重的壓力，爆發暴力抗稅，有四萬農民圍攻搗毀政府機構及官員住宅。騷亂蔓延五天之久，最後當局派出二千名武警到現場鎮壓，逮捕農民五十餘人。種種跡象顯示：一派燥動不祥的風暴，已然形成、發展，向中共政權逼近了。
中國的農民問題是兩個方面
漫漫數千載，在中國，農民一直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辛勞困頓，所謂「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是也。某些朝代在立國之初會實行一點讓步政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旨在收拾人心，站穩腳跟，鞏固政權。但封建專制的往古，哪朝哪代的政權都是建立在豪強地主剝削奴役農民的基礎之上的，當然不可能指望這種政權去解決農民問題。倒是農民問題積累得太深重時，民不堪命，揭竿而起，結果了那政權。
及至最後的王朝崩潰，進入現代社會，國民黨政權雖號稱民國，仍然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絕對不解決農民問題。後來共產黨之取代國民黨的執政地位，其「革命」的根本性質，也是生聚教訓了農民的力量，暴動反抗的結果。若非「根據地」的廣大農民參軍送糧，農村包圍城市，光靠城市裏早先的「飛行集會」或後來「地下黨」組織的學生運動，共產黨是不可能奪得政權的。
那麼，共產黨執政了，中國的農民問題應當順利解決才是。中共是一直以工農階級的代表和救星自居的呀。
中國的農民問題，說到底，是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和超經濟的剝削太厲害，二是人身被奴役，被壓迫，被踐踏，毫無人權之可言，更遑論保護各項自由和免於各種恐懼的政治權利。兩個方面互相交織，直令農民人而不成其爲人，走投無路，告訴無門，活不下去了。
這些問題，在中共領導的「新中國」，怎樣了呢？
三十年，中共掠奪農民六千億元
貧僱農在享受了短暫的「分田分地真忙」的翻身解放的歡樂之後，從一九五○年起，就和其他階層的農民一樣，被中共的合作化運動越箍越緊了。合作化已經使農民的若干利益受到損害，生產積極性日趨低落。到了大躍進、公社化時期，廣大農民在「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橋」的狂熱的夢囈中形同奴隸，連在自己家裏吃飯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與此同時，中共從五十年代初期起，一直按托洛茨基派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理論辦事，即剝削農民以積累工業化的資金。陳雲素來被尊爲中共高層最懂經濟的領導人，似乎凡遇到經濟難題，非他出山解決不可。其實他所倡導的從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陸續出臺的統購統銷政策，便是最典型的用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來大肆剝削農民以積累工業化資金的政策。此項政策實施三十多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取消。據統計，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多年間，中共政權以剪刀差方式向農民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從農村拿走約六千億元人民幣。中國農民曆經三十年的殘酷剝削，被剝削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了。據統計，毛澤東時代剛剛結束的一九七八年，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僅七十元人民幣，那七十元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實物折價，故農民每人全年僅有貨幣收入二十八元，即每日只有九分錢。而萬里到安徽當省委書記時，安徽有百分之六十七的農民每人每日現金收入只有六分錢；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民每人每日只有四分錢。這豈不是比「樂歲終身苦」的古代農民還要苦了，更不要說在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下，樂歲都難免於死亡了。大躍進年代，本無自然災害，但中國農民竟被餓死了幾千萬人呢！
包產到戶的好景不長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取消統購統銷，取消公社化，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農民掙脫了若干枷鎖，認識了一些自己應有的權益，日子好過了許多。儘管這只是自己跟自己的縱向比較。但無論經濟上還是人權上，畢竟比過去自由了，寬鬆了，有路可走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揮出來，成果歸己，日子當然好過起來了。
可惜好景不長。從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包產到戶的積極性已經用盡，政府各項相關政策又沒有跟上，中國農民從農業方面所獲得的經濟利益走下坡路了。另外，曾經興旺一時的鄉鎮企業，到了近幾年，也因中國的整個經濟日臻規範，市場化也較前完善，而出現蕭條趨勢。這也使農民少了一條出路。
苛捐雜稅，民不堪命
更加不幸的是，在農民的收入下降之際，地方各級政權對農民徵收的稅費卻一年比一年加重，名目無奇不有，款額不斷增多。幾年下來，到了要跨入二十一世紀門檻時，便形成本文開頭所敘述的情狀了。
那位爲民請命的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那封令人痛心，催人淚下的信中說：當地每畝田負擔稅費二百元人民幣，另繳人頭負擔每人一百至四百元不等，兩項相加，每人每畝負擔三百五十元。一家五口種田八畝，全年經濟負擔達二千五百至三千元。農民種地畝產千斤穀子只夠保本，還不含防汛、抗災、水利等勞力負擔在內。負擔如此之重，以致今年開春之後，該鄉農民大批大批撂荒外出奔赴城市打工，都快跑光了。農民說：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輩子不當農民。李昌平還說：農民無論種不種田都必須繳納人頭費、宅基費、自留地費，喪失勞動能力的八十歲老人和初生嬰兒都一樣要繳人頭費，有的村人頭費高達五百元。他痛苦地寫道：「我經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求上學的場面」。
向農民勒索的稅費之苛雜，到了人們不能想像的地步。前述陝西茲州縣的農民列舉要繳的稅目如下：農業稅、養羊稅、養驢稅、城鎮計劃稅、民兵訓練稅、退休養老稅、水資源保護稅、道路維修稅、雨水管理稅、特種產品稅、蘋果種植稅、計劃生育管理稅、退役軍人安置稅、後來又創造了一種「其他稅」。
有些地方隨意向農民徵稅徵到荒唐的程度。稅法規定，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是月入八百元人民幣以上。安徽省蒙城縣柳林鎮的農民每人平均月收入不足二百元，卻每人每年都要繳一百二十元的個人所得稅。但是農民怎敢搬出稅法去跟村官鎮官們評理呢？
評理的也有。但十之八九，或者說百分之百沒有好果子吃。目前著名的例子就是多次替農民寫告狀信的陝西延安三中教師馬文林。他一九九九年春上組織茲州縣八個鄉的農民代表進京告狀，在他們等待國務院官員接見期間，七月八日，北京一羣警察把馬文林抓走，打落了馬的牙齒，押回茲州。該縣以「擾亂社會秩序」爲名，於十一月判處馬文林強制勞動五年。十二月，陝西律師協會和陝西法制研究所爲此組織申冤論壇，茲州又有萬餘農民簽名，一齊營救馬文林，迄今未聞成功。
中央政策與關注天高皇帝遠
也不能說政府高層不關注此類情事。問題是上面關注，下面漠視，也是枉然。
像今年六月，國務院糾正行業不正之風辦公室和農業部曾就湖南省道縣柑子園鄉部份幹部在收繳統籌提留費中槍傷羣衆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發出通報，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實中央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各項政策規定，嚴禁動用警力械具打人、抓人或去農民家中強搬東西，並要求當地黨政機關應將此類案件及時上報。
像前面說過的溫家寶九月十二日的講話也指出：今年農民上繳的提留統籌費不得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須做到八個禁止：禁止平攤農業特產稅、屠宰稅；禁止一切要農民出錢出物出工的達標升級活動；禁止一切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禁止面向農民的集資；禁止各種攤派行爲；禁止強行以資代勞；禁止在村裏招待下鄉幹部，取消村組招待費；禁止用非法手段向農民收款收物。規定不可謂不具體而微了。
但是此類通報和指示是不會起什麼作用的。天高皇帝遠，下面根本就不執行減負政策，「不折不扣」的要求何從談起？又怎能令行禁止呢？還是李昌平揭露了實情，他在信中說： 中央扶持農業的政策很難落實，他們那裏近年來從未對農民提供過貸款，即使有極個別的例外，也要月利率百分之十八以上的高利貸，也從來沒有按保護價收購過糧食。國家收糧要農民出錢做倉庫；國家不收糧，農民自己賣糧還要被沒收，被罰款。
對付農民的「各級政府同盟」
至於所有的觸目驚心的粗暴以至殘暴的對農民的侵權行爲，都是共產黨鄉鎮政權的幹部及聽命於他們的治安人員乾的。二百年前就在法國制定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說：政府的存在，是爲了保護人民的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之權和反抗壓迫之權。然而在中國，侵犯農民這些權利的正是政府自身。
用河南省一位鄉鎮黨委書記的話說：現在農村的基層政權是一個忙於向農民「要錢、要糧、要命」的「三要政府」，鄉村幹部變成了「三要幹部」。
他們沆瀣一氣，形成了對付農民的「各級政府同盟」。這個同盟對付起農民來，捆綁、吊打、罰跪、火烤、踩槓子、戴栲子、打警棍、遊街示衆，極盡折磨、摧殘、侮辱人格以至草菅人命之能事。但這個同盟對付起上級以至中央來，又極盡搞假典型、報假數字之能事。此所以李昌平可貴地說：「謊言講一百遍，便像是真理，上級領導只聽農民增收就高興，彙報農民減收就批評人。現在作爲一名農村基層幹部，不出假典型，不報假數字，不違心說話，不違心做事，做實事求是的幹部太難、太難啊！」
農民無合法代言人，只好造反
總之，有上述那個「同盟」在，農民必然投訴無門。
村委會，這個被中共宣傳得天花亂墜的「村民直選」出來的產物，實際上還是政府的行政工具，很難代表農民說話。農民其實沒有保護自己的利益、權利，以至人身安全的合法代言人。即使繞過上述「同盟」向省和中央上訪申訴，天大的運氣也只能得個原則性的批覆，還是要交給當地執行，亦即仍然會落入「同盟」的勢力範圍。像李昌平那樣好的鄉黨委書記實乃鳳毛麟角；像李昌平上書那樣得到國務院領導批示、重視，以至忽然省裏各類大官都到棋盤鄉現場辦公，當場解決問題，也幾近絕無僅有了。全中國掙扎在艱難困苦之中的廣大農民，哪裏能都有棋盤鄉農民那樣的幸運呢？
不是講究法治麼？即使農民壯起膽來，一紙訴狀進法院，也是白搭的。中國的司法不獨立，法院是政府的下屬，它本身的「生存權」歸政府管着哩，它敢犯上嗎？某縣一位主管政法的書記說了個透徹：法院想判政府違法嗎？行啊，那麼法院下個月就不要到政府來領工資了。
做人嘛，本應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如今中國農民的條條道路都被堵死，他們已無法繼續生活下去，無處可去，也無可再損失了，只好起來抗爭，或曰造反了。真所謂戰亦死，不戰亦死，索興冒死一拼，或許有個活路，亦未可知。歷來的「揭竿而起」都是這麼「起」的。共產黨統治下的農民何以必然不「起」？「起」！這就產生了本文前面所述的以最近江西省豐城縣數萬農民因抗稅而持續數日襲擊政府機關和官員住宅爲代表的暴動事件。這類暴動，大大小小，這幾年多了去了，在山東、湖南、湖北、河南、陝西等地多有發生。中國國務院農村研究中心刊印的《中國農村觀察》就披露了許多農民對抗政府的案件。豐城縣事件只是愈演愈烈罷了。
陳勝吳廣來也！
歷代農民揭竿而起，必然從烏合之衆發展爲產生農民領袖。這一點，中共比誰都清楚。她是最推崇農民領袖的。如今中共應該注意的是，反抗中共苛政暴政的農民隊伍中，已經出現明確的組織者了。還是上述國務院的資料指出：湖南中部和西部都成立了農民爲保護自身權益的自發組織。或稱減負組，或稱減負委員會、減負監督組，也有稱減負骨幹的。這些組織相當原始、隱蔽、沒有文字組織章程、也不設具體的職務，成員都用口頭方式表述和傳遞意見，不落文字，以免授人以柄。這種農民利益代表者大多當過兵或在外打過工，家庭比較富裕，非黨員，年齡三四十歲，初中以上文化，比鄉里一般農民有見識，比較了解國家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和政策，也能掌握地方政府在處理抗稅、抗暴等事件時的態度。
這種組織及其領導者是在國家的體制內製度不保護農民利益之際，自發地在體制外產生的。從許多農民暴動事件中，可以明顯地覺察到有「高人」指點。「高人」受到農民的擁戴和保護。
幾年前，中共元老萬里提醒中共領導層要注意農民利益。他說，他問過農民現在需要什麼？農民說需要陳勝吳廣。萬里此言當時震驚中外，現在不幸言中。那些能夠組織農民，指點農民，甚至指揮農民與政府較量的減負代表、減負骨幹們，不就是農民所需要的陳勝吳廣嗎？
中共自己是扮演過陳勝吳廣的角色，於國民黨政權貪污腐敗、剝削壓迫廣大人民到極限時，組織農民，指揮農民，結果了那個反動政權的。如今五十年風水輪流轉，中共自己淪爲貪污腐敗、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的反動政權了，於是又有陳勝吳廣者出而組織農民，指揮農民，來結果中共這個反動政權，並不是沒有可能的。
陳勝吳廣來也！這對於中共來說，豈不是事關生死存亡的極爲嚴重的問題嗎？ 難怪美國的著名學者Edward Friedman教授最近赴中國農村考察良久之後，說：在農民問題如此嚴重的情況下，一旦出事，那麼十一年前天安門的學生民主運動，只能算是小事了！(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