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宗法」還是「道統」來看，「明代的帝系都堪稱中國歷史上的攪屎棍」。明代帝位爭奪，宮廷政變週而復始，在曠日持久的混亂中，明代文人獻出了包括方孝孺，鐵鉉，陳笛，史景清，于謙，王相等人在內的上千顆腦袋。另一方面，朱家父子卻把大明帝國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妓院，「他們在這座妓院裏不僅當上了首席嫖客，他們甚至兼起了吧檯掌櫃、流行歌手、戲子、蛐蛐賭徒、虐待狂、木匠修理工、春藥的義務試驗員，游龍戲鳳，遊鳳戲蛇」，可以荒廢到三十八年不上朝。
不僅如此，晚明文人要面對的除了荒唐腐朽透頂的「天子」專制外，還要面對各種「奴才的專制」－－－齋醮票友（如嚴嵩）的專制，錦衣衛的專制，閹人「二姨媽」（如魏忠賢）的專制。晚明文人的病，不僅來自於因「宗法」混亂所帶來的極度恐懼，更來自因「道統」的大崩而形成的徹底絕望。二者構成了晚明文人身上濃郁的，揮之不去的「世紀末」情態，也就是狂放的玩世不恭。於是他們玩的就是心跳，玩的就是「酷」，在晚明這條小路上來了一次大撒把，成了中國史上的少有的新新人類。對他們來說，人，不過是一種工具，甚至只是一種玩具而已。所以才有象阮大鋮這樣的奇人，什麼都亂來一通，當真成了混世魔王，然後來一句：「古人不云乎？日暮途窮，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表明了他的心跡。
但是這些封建文人其實根子裏並不反對專制制度，他們最大的理想依然是「坐穩奴隸」，正如二月河寫到的，那些宿儒大臣們挨皇帝的板子是「一家願打，一家願挨」，「逾打名聲逾大」，雙方配合默契。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統治說到底乃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不到萬不得以，中國人是沒有心理支撐來反對傳統社會的。中國文化的精神本質就是一種對現世次序，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範和詮釋。
更進一步說，中國歷史上幾百年一次的皇帝更換，給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不但帶來了社會次序，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種精神歸依場所──「宗法」和「道統」的重新建立。所以不幹好事的阮大鋮入清之後，勁頭突然大起來，雖已年屆花甲，仍然身先士卒，最後死於軍旅之中。這也不難理解，清兵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踏進了大明的紫禁城，這根本不是一場戰爭，充其量是完成了一次權力交接儀式，從此，奄奄一息的專制換成了精力
充沛的專制，阮大鋮們又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
說到底，知識分子的墮落是一個社會徹底的絕望和最後的墮落。我們說文人無行，但文人背後的那臺醜惡機器更無行。晚明文人的病，也絕不僅僅屬於晚明時期的文人。 http://www.chinesenews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