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几年前就结识过南斯拉夫的民运斗士。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我去美国首都华盛顿演讲、并会见其他民运朋友。当时，《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冉亮女士，请我到她家做客。没想到，她的丈夫是一位南斯拉夫人，而且是一位思路清晰的革命者。我们相谈甚欢。我记忆最清楚的，是这位南斯拉夫人士对未来南国政局的准确预测。他预言，而且毫不留有余地地预言，南斯拉夫在铁托去世后会发生解体、爆发内战，共产主义当然也会随风而去。我问他为何如此自信，他说，这是南国内部矛盾的累积使然，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他还嘲讽那些美国所谓的南斯拉夫问题专家，说他们对南国问题认识非常肤浅，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制定对南政策。

现在，这位南国民运人士的预言已经获得验证。他是一名知识分子，我当年在他身上，却没有闻到那股酸儒的书生气味，反而感触到一种革命家的激情与果断。今天，我们从电视上观看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维奇的革命，是否也领悟到了其中的那种激情与果断？反观我们中国的八九民运，群众动员的规模远比南国的革命大得多，但我们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这就要对比一下：人家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人家是怎样做的，我们是怎样做的。然后，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应当从南国的革命中学些什么。一，攻占国会-----夺取政权的意识

我分分秒秒都在关注南斯拉夫的革命。这几天夜里，我常常爬起好几次，打开电脑，从中英文各种管道捕捉信息。因为我知道-----就象我多次讲过的，独裁政权一旦出现危及，其垮台的时间不是以月记，甚至不是以天记，而是以小时记算，其崩溃是异常迅速的。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的镜头，为的是从中领悟要绝，给未来的中国民主革命提供参考。

南国革命的转捩点，是群众攻占国会大厦。占领后，立即宣布夺权成功，反对派领袖及时宣布接管权力。也就是说，南国民主运动的领袖和群众，有十分明确的政权意识，目标就是要夺取政权。他们从一开始动员群众，就确定了这个目标，而且从不动摇。我们看到，南斯拉夫的民主派占领国会、宣布夺权成功后，局势一泻千里，首都武装警察纷纷倒戈。俄国政府也不得不迅速宣布承认新的政权。

中国话说“心想事成”。你心里想到“夺权”，想要“夺权”，才能“夺权”成功。心里没有“夺权”的想法，没有政权意识，夺权的机会来了，你都不知道抓住机会。甚至，把权力放到你的手里，你都不知道权力是什么，你都不会抓住它。

“夺权”？犬儒式的书生论证者，一听夺权，就吓得浑身发抖。一听要推翻一个即有的政权，就指责这是“胡闹”，这是“过激”，这是“以暴易暴”，这是“野心”等等。一句话，“推翻政权”要不得；“夺权”更是要不得。他们甚至站在民主革命者的前面，举着牌子，挡住革命者的去路，牌子上写着：“告别革命！”

如果南斯拉夫的革命者们听从这班中国腐儒的话，国会不去占领，权力不去夺取，米洛舍维奇今天依然会稳稳地坐在权力的宝座上，而且，这个独裁者还会津津有味地做下去。“书生论政而悟国”，有道理乎？二，八九民运毫无政权意识

反观我们八九民运，毫无政权意识。主流运动压根儿就没想到“革命”，更没有去想“夺权”。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闯关回国，目的就是想在运动中宣传革命的理念。不幸的是，我被拦截在日本东京，日航屈服于中共压力，拒绝载我飞往北京。在解放军三大总部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支持学生、要求政治改革时，我看革命的时机已到，就拼命联络在天安门广场的民运朋友们，让其带话给学运领袖们，应当迅速占领电台、电视台和人民大会堂。但连我的朋友都说，这样太激进，学生肯定不会听的，学生们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他们不会放弃这个原则。我说，那就去找刘晓波等知识分子，刘晓波回国前，我们在纽约密谈过。但我的民运朋友告诉我，北京知识界的主流也不会接受我的建议，让我暂时不要着急。我怎么不着急？一位美国朋友当时讲，按照政治常识，当时的北京政权已经瘫痪，问题是需要一个替代政权，可惜这个替代政权改出现的时侯没有出现。这样，就给了中共业已瘫痪的政权死灰复然的机会。

问题就在这里，八九民运时，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前，北京市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大都罢工、瘫痪了，民警也不愿再为共产党效劳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人民日报社、解放军三大总部、高级党校的干部群众，通通上街游行，要求变革。警察都不听话了，这是邓小平调兵勤王的重要原因。可是，旧政权瘫痪了，老百姓拥护什么政权呢？党政干部拥护什么政权呢？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