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接上）（人民報記者蕭廂報導）面對習仲勛一行，杜村寺大隊學校教師孫守德出言謹慎：「這些還是不說吧。不知哪句話說錯了，就犯綱犯線了。自己挨批斗不說，還禍及家人呀。」
習仲勛說：你大膽說，一切由我負責。孫守德這才開口：您去看糧倉了沒有？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後，到處都搞衛星田。您去看看我們這裏的3塊衛星田：一號衛星田，是公社主要領導的；二號衛星田，是縣裡主要領導的；三號衛星田，是地區主要領導的。他們只以毛主席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中的『種、密』為依據，以每畝播10斤種能打800斤、播100斤種就能打8000斤為邏輯，強迫這兒的幹部種麥每畝下種100斤甚至200斤，然後按照這個邏輯公式，以每畝麥播種200斤產出15000斤作為成績來上報。結果呢？連種子都顧不住。可是，把產量吹出去了，上邊到下邊來檢查，怎麼辦？只有造假糧囤一條路！
孫守德接著說：坡胡公社孟排大隊馬同義，發現深翻的土地上小麥和玉米增了點產，縣委書記就匯報到黨中央、毛主席那裏了，就受到表揚推廣了。可到了下邊，硬要強迫你用在種紅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層肥一層土去填平。可紅薯不喜高肥地，只顧長秧，就是不長莖塊。但是，領導們只依據紅薯秧長勢好得很，就報喜了，說：一棵紅薯能吃半年。瞎指揮、強迫命令，勞民傷財，咋能不出現大饑荒呢。
習仲勛問：「你五叔跳井尋短見是怎麼回事？」
孫守德眼淚欲落，沉默不語。
雙方談得很晚，孫守德尷尬而內疚地說：「中央大幹部到農家，該吃飯了，我竟管不起幾位一頓飯……」
習仲勛如鯁在喉：我們無顏吃農家的飯。
「不要事事和群眾劃界隔離」
在共產黨的國家，官員和民眾是分割的，越高的幹部與人民離的越遠，這對於民主體制的國家來說非常匪夷所思。所以大河網的這篇對習仲勛的紀實報導充滿著黨文化，是給受黨文化的中共國人看的。在這個體制下，無論是官還是民，對共產黨的規矩都熟視無睹，因為他們就生活在這個環境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習仲勛不遵從這個黨規就顯出了他的人性一面。
例如，從安全角度講，作為中共國的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黨和國家領導人，依照規定，習仲勛下鄉調查是必須保密的，但是習仲勛告訴隨行人員，無論走到哪兒，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了。
他還要求工作組人員：「下去搞調查研究，要真的能夠放下架子。只有幾裡的路程，不要坐汽車，也不要騎自行車，步行去最好。」他還提醒兩位國務院副秘書長： 「不要讓保衛人員老是尾隨緊跟。機關放電影，要和同志們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眾劃界隔離。不然，鬧得自己心情也不暢快。」
在中共國，下級對上級都是畢恭畢敬的，出個電視鏡頭，哪一級別露面幾秒鐘都非常嚴格。這些規矩西方民主國家根本看不懂，而且覺得滑稽，習仲勛身為上級卻破除這個規矩，是很不容易的。
習仲勛去宗寨、王莊、杜村寺、樊樓等村調研時，總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農邊走邊聊。走累了，隨手撿塊石塊、磚頭，就坐在了路邊樹下。坐得很隨便，聊得很熱烈。老百姓都拿這個大幹部不當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