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習仲勛發現：平均主義搞出了大問題。社員一個工分折合8厘錢，一天做10個工分才8分錢。一個強壯男勞力幹一天活，還不如一隻母雞下一個蛋值的錢多。大家對種地不感興趣，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往城裡跑，這從根本上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習仲勛提出，要成立一個「經營管理調研小組」，由時任長葛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繼增任組長，時任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宋德明與和尚橋公社黨委書記孔憲瑞為副組長。同時，抽調董欣亭、蘇林堂、朱保安、蘇明瑞、周洪信等8人組成調研小組，進行聯產承包試驗。
習仲勛在縣委前的大桐樹下，對這些參與試驗的幹部說：你們不要怕這怕那，我們知道，搞公社經營也好，搞小隊經營也罷，都不可能照著現有的那一套辦法去描去畫了。老百姓生活現在那麼困苦，解放10多年了，農村還是破破爛爛。眼下缺糧又缺菜，照老辦法去描，能解決問題嗎？只要對生產有利，什麼辦法都可以試。老百姓多打糧食了，對國家對集體都有好處，何怕之有？搞對了，是大家的；搞錯了，我們和縣委負責。
在習仲勛的安排下，經營管理調研小組定點在橋北、胥莊村搞試點。記工評分，是當時通行全國的分配形式。經營管理調研小組對5種記工評分辦法進行試驗，看群眾對它的反應與生命力。
結果，5種辦法，都以失敗而告終。
譬如，試用「勞動定額管理辦法」，即把所有工種活，以一個中等勞動技能、誠實勞動態度、適度的勞動工具，按規定的勞動時間、一般農活質量標準，制定出不同工種項目的勞動定額，各個勞動者幹什麼活，記什麼工種的工分，就像查字典一樣對號入座記分。試驗發現，這個方法聽起來一勞永逸，簡便易行，可做起來，就出現了幹活不講質量，地頭路邊做得好，中間草上飛，「張冠李戴」，定額高的爭著幹，尤其是雨天、難活、髒活沒人幹。加上勞動計時無憑證，難以準確地判斷出各個勞動者所報定額的對和錯、高或低。
這個法不行，再試用「基本勞動日制度」，解決勞動均衡的問題。試用後發現還是不行。
如此不厭其煩地在過程上下工夫，不在終極產品上做文章，只能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5種試驗相繼失敗。
那時候，國家實行的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隊為基礎」基本國策，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是一個不能逾越的底線；再往下分，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而當時的管理者，大多數都是「連社員名字都寫不全的人」，管理著成百上千的勞動者。如此這般，只得沿用打鐘集合、站隊等活、一窩蜂，背工窩工現象非常普遍。
這樣，建立作業組、劃分耕作區一時成為群眾的呼聲。習仲勛順應民意，鼓勵經營管理調研小組大膽探索。
建立作業區、劃分耕作區後，農、工、商、牧、副、雜各業，由誰經營、誰管護耕作，清清楚楚擺在那裏，誰勤快、誰懶散，誰下工夫，付出的多，明明白白地體現在各種作物上。這樣的話，實行聯產承包，就成了廣大社員的一致要求。
各家各戶如何聯？幹部們提出了多種辦法。最後，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員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聯產承包到戶包總產。一年一算，一包到底，繳夠國家的，留了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這樣，幹得好了吃蒸饃，幹不好了吃窩窩，誰也怨不得誰。勞動積極性不用幹部催促，就自然而然地調動起來了。
習仲勛敲定：可以試驗。
來自群眾的辦法一經公布實施，想不到的優越性立馬就體現出來了。社員們積極攢肥，主動學習農業技術，沒日沒夜地幹活。
習仲勛在向鄧小平和中央寫的第二份《關於長葛農村的調查報告》中說：「幹部群眾對包總產的辦法特別擁護，就是因為一包總產，生產隊就真正當家做主了，生產隊才真正有權因地制宜，合理地種植各種作物，從根本上杜絕生產上的瞎指揮。」
儘管習仲勛離開了長葛，但是，他指導下的聯產承包「戶包總產」經過一年實踐，有了結果：試驗的兩個村當年公餘糧一斤不欠地完成了，集體的提取一元不少地提夠了。116戶社員，戶戶增產增收，家家有餘糧。
習仲勛的題詞是習仲勛比別人有更大本事嗎？不是，是他的人性發揮了作用，他希望中國人都能過上好日子，他的這個願望看起來沒有錯，但卻實現不了，原因是他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可以左右國家的政策。
現在，他的兒子習近平掌握了黨政軍的最高職位，但形勢卻更加嚴峻。我們相信習近平與父親有同樣的夢想，看勢頭他不會讓父親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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