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恩哈特·维尔顿（中文名：韦伯特） 摄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点击放大）

飞机轻轻颠了一下之后，降落在跑道上，带着惯性向前冲去。维尔顿的心随之一震。他像给钟表上弦一样，不停地在心中告诉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

北京国际机场，他再熟悉不过了。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他在这里至少降落了二十几次。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既没有同事，也没有妻子同行，机场外也没有专车和等着接他的人。他独自一人匆匆向机场外的出租车站走去。

在退休前，维尔顿是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公司的税务主管。自从汉莎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合作建立飞机维修公司以来，北京就成了他每年必到之地。再加上唯一的一个儿子贝恩哈特一直在北京语言学院读书，维尔顿始终对北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出租车径直向德国驻北京大使馆驶去。维尔顿默默地看着窗外冬日的街道，头昏沉沉的，好像是在做梦，一个令人难熬的，已经持续了六天的噩梦。

这一天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廿七日，北京街头还到处悬挂着圣诞装饰。维尔顿下意识的把目光移开。在他六十几年的生活中，还从未有哪一年的圣诞会这样不堪回首的刺痛着他的心。六天来的一幕一幕在他的脑子里不停地翻转着，他翻来覆去地回忆着每一个细节，希望能找出一丝线索，来解开心中的谜团。他不停地想着儿子贝恩哈特……

年满廿四岁的贝恩哈特是他和妻子蕾吉娜的独生子，也是他们夫妇俩的骄傲。贝恩哈特从十三岁开始学中文，中学时，在中国驻德使馆举办的一次德国青少年华文比赛中夺魁，并获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中文。本科毕业后，贝恩哈特决定继续在中国深造，于是考进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国际经济研究生班。据大学的教授讲，贝恩哈特的中文讲得“一流”，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

三个月前在莱比锡，贝恩哈特又轻而易举的通过了德国经济类德中翻译的国家认证考试。这一切，让维尔顿夫妇坚信，他们为儿子选择了一条最有发展前途的道路。按计划，贝恩哈特应该在二零零八年中毕业，他和家里商量好，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中大学放寒假的时候，回科隆探亲。

奇怪的电话

十二月廿一日，贝恩哈特突然从北京给家里打来一通电话，说想赶在圣诞前回到德国。贝恩哈特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紧张，在妈妈的追问下，他说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在电话中，贝恩哈特不愿多说，只说遇到的麻烦“与国际政治问题有关”。

儿子的一通电话，把维尔顿夫妇的心弄得七上八下，但也似乎让他们明白了，为什么在前一天收到过儿子发来的一封当时让他们感到莫名其妙的邮件。

邮件中写的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用再摄影或做其他一切事情了。除了看天主教的网站（Kath.net）之外，我不会再进电影院或者是追踪什么新闻。你们不用为我花费力气和金钱。我可以事先告诉你们，你们即使是监督我到九十岁，你们也不会找到任何东西。

你们肯定也已经通知了教皇，是吗？如果是的话，请转告他，我感到非常抱歉。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我自己的事，自己担当。我不想让你们因为我而成为谋杀者。我可以自愿接受软禁，但是我希望，不要在软禁的地方，对我进行什么义务治疗，我希望我有足够大的活动空间（也就是不要进行连续几小时的审问），并希望能尊重我真诚的对天主教和教皇的信仰。
我等待你们的回复。我不想给你们，也不想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麻烦。”

维尔顿博士知道儿子陷入了困境，于是马上打电话给汉莎航空公司给他预订了次日的机位，贝恩哈特答应用手中现有的回程机票马上返回德国。

次日清晨，蕾吉娜·维尔顿却收到了贝恩哈特的一封邮件，邮件中说：“我怎么也找不到回程的机票。”

当天下午，贝恩哈特又给父母发了一封邮件，邮件中解释说，他几年来一直受到监视，“因为一连串的事情，现在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现在有一群特工在跟着我。”

维尔顿夫妇焦急的看着日历，这时已是十二月廿二日的下午，中国使馆已经不再办理申请签证的手续。他们告诉贝恩哈特，一过了圣诞节，爸爸就会马上办理加急签证，去北京接他。

维尔顿夫妇一边开始给儿子收拾房间，一边开始焦急的等待儿子的回音，而贝恩哈特却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了音讯。

月亮跌落的夜晚

十二月廿四日，德国迎来了一个漫天雪花的白色圣诞。维尔顿夫妇无心欣赏窗外的雪景，不时跑到电脑前，去看看有没有儿子的邮件，直到门铃突然间响了起来。

蕾吉娜抬眼看到两名警察和一位当地的神父满脸肃穆的站在门口，她脱口而出地说：“我儿子死了。他们杀死了我儿子。”蕾吉娜不祥的预感得到了科隆警察的证实。他们告诉她，德国驻中国使馆接到通知，十二月廿三日凌晨，贝恩哈特·维尔顿被人发现从一座高楼上摔下，死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国矿业大学科技楼消防梯外的地面上。

维尔顿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知道他经常去参加北京教会的活动，也知道儿子与自己和妻子对中国的看法不尽相同。妻子一向喜欢中国，一旦听到有人批评中国的人权，妻子总会跟人辩论几句，而贝恩哈特早在二零零四年给母亲的一封邮件上，就写过：“我认为共产主义是这个星球上最恶劣的东西。”

望着满脸泪水的妻子，维尔顿尽力克制着自己。这一夜，月亮像是跌落在黑暗之中，维尔顿夫妇无法入睡。

直到圣诞钟声在深夜十二点敲响的那一刹那，蕾吉娜还呆呆地坐在电脑前，在一个天主教论坛上，敲下了这样一段话：“贝恩哈特从北京海淀区的一所高楼上摔下来，死了。”“我还没缓过神来。这是真的……我原来还一直在为这个国家辩护……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请帮我传递这个消息——不过，现在已经没用了。”

沉默的高墙

出租车开到了德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门前。维尔顿保持镇静的走入了使馆。在接受谘询之后，维尔顿被一群中国人乘车带到大约五、六十公里外的一个陌生的地方。屋子里有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向他介绍自己。

一个人走过来，推给维尔顿一包遗物和一张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开具的死亡证明书，上面写着的是：“Bernhard Wilden 符合高坠致急性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他小心翼翼地问道：“是否有可能是出了事故？”房子里的十几个人开始大声地讲话，气氛变得十分焦躁，一个人走过来，拿走了他手中的遗物。

维尔顿像一个木偶一样，无助地看着周围的人在忙碌地打电话，直到有一个看上去是当官的人走过来，推给他一张纸条。翻译告诉他，上面写着，他对死者的死因没有任何疑问，要他签字。维尔顿知道，没有任何人会认真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为了拿到儿子的遗物，他在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他被带到了贝恩哈特居住的地方。他被允许一个人单独留在房间里，察看儿子的遗物。维尔顿找到了儿子的护照，却没有找到任何和语言学校有关的资料，贝恩哈特的日记本也不见踪影，而他知道，儿子从小就有不间断地记日记的习惯，直到现在，贝恩哈特在德国的房间里还存有他往年的日记。

维尔顿向陪同前来的语言学院外事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他希望能见见发现贝恩哈特尸体的学生，以及贝恩哈特的教授与同学。维尔顿拿出二零零五年贝恩哈特和当时的大学教授一起拍的照片。外事办的工作人员以不认识照片上的教授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维尔顿被一堵沉默的高墙包围着，曾经是中国政府要员席上常客的他，这时却找不到一个细小的突破口。

无法封存的记忆

两天之后，维尔顿带着被刺痛的心、更多的疑团，抱着儿子的骨灰盒踏上了返回德国的飞机。在这期间，在对华援助协会的一个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上，他的妻子蕾吉娜发现了一条题为“不平静的平安夜”的信息，报导了圣诞期间，北京公安突袭一所地下教会圣诞庆祝活动的消息。梵蒂冈电台也同时报导了类似的消息。

蕾吉娜无法确认，贝恩哈特是否也在被捕的教徒之列。当我在维尔顿夫妇的家中见到她时，她给我抱来了十几本贝恩哈特房间里放着的中文书，请我告诉她，书里写的是什么。我发现，其中有一半是各种不同版本的中文版圣经，另一半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显而易见的是，贝恩哈特在大学里研究的不仅仅是国际经济。

冷风在窗外吹过，贝恩哈特小时喜欢的马灯还在门前的树上摇动。蕾吉娜含着眼泪，看着儿子停靠在花园树下的自行车，轻声地说：“我知道，在中国不时会有人从高楼上‘莫名其妙地摔下来’。我以前一直相信，中国使馆发的小册子上说的法轮功学员跳楼自杀的消息，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被迫害致死，今天我相信了。我确信，我儿子也是因为信仰而死。”

——原载于《新纪元周刊》第45期

编者按：如有读者了解案情綫索，烦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