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科主任朱志军

消息称，朱主任在下榻的台北某饭店大厅，为准备赴中国换肝之病友审查病历资料，进行术前评估。并且在晚餐时，还有台北某医学中心的两位台湾内、外科医师作陪。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又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号称是全亚洲最大的换肝中心，一年换肝数量竟达600-700例。据称，朱志军一个人就已经累积了700以上人次的手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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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看诊的时候，无意中听一位病患说，2003年初，就曾陪同自己的朋友夫妇到天津做换肝手术。那位被手术的朋友已经“肝昏迷”了，院方竟然仍执意进行移植手术。

做手术的医生就是朱志军，移植后的第四天死亡。

笔者写出这个悲剧，心情是极度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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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讲，在“肝昏迷”病况时，是不可以做器官移植的，但朱志军等医生仍然勉强的给移植了。由此可知，这个号称累积经验多少多少的医生、移植科主任的临床和学术修养如何。难道就是为了“做手术之后，就有钱赚”？

本来，如果不换的话，也只是一个人死亡，而勉强做了换的手术，却多害了一个捐肝者的生命。

笔者向肝癌移植亡者家属及他们的朋友，问明了较详细的情形。兹将这个不幸事实纪录如下：

2003 年2月份，张姓肝癌病患，胆指数已经超过2（？）。三X医院某科医师，推介同医院中的某外科医生给张姓肝癌患者。外科医生很“技巧的”介绍一位“A病患”，说A病患的家属在大陆做了移植手术很成功，也许找到她会有一些帮助；A病患又“技巧的”告知自己的谁谁谁在天津某医院，手术移植非常成功，而且那里的医生都很和善。

张姓肝癌患者夫妇听了后，抱着很大的希望，张罗了赴天津的所有准备，于3月初住进“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当时三X医院医师一直鼓吹宣传说，（由此可见，推介外科医师、推介“A病患”，都是“技巧性的”规避了当掮客的嫌疑。当然，谁知他们是否掮客？）到中国换肝一定可以好；但换肝之前，天津的医院方面需要“骨扫描”资料，三X医院很配合的立刻替张姓病患做骨扫描。

在换肝前，被要求先缴交医疗费用和红包，是以美金支付的。而且送给医生的红包是有行情的，主任5000美金，手术团队3000-5000美金；除了红包之外，还指定必须送“大卫豆夫牌（也有叫黑豆牌？可能有黑白两种，黑的就叫作“黑豆”？）”洋烟，每人2-3条。还有，做移植手术前，先在银行开一个人民币 25万元以上的户头，手术期间，有需要就从这个帐户中开支。

患者的太太在第一中心医院，听到有位医生说：“10个换肝的病人中有一个能存活。”“你们台湾的医生以为我们是神啊？你们不能治的，都推到这里来做移植手术。”

患者的太太在术前询问施行手术后的存活情况，朱志军医生说：必然可以换好，而且可以存活10年。当继续问到，10年后怎么办时，说：再换即可。

笔者问那位家属，知不知道肝捐赠者的身份，她告诉笔者：医院告知的，移植肝脏是来自乌XX齐的年轻人，一个抢劫犯。实际肝脏来源是不是抢劫犯？并不知道。“购买”一个这样所谓的“捐赠”肝脏，需要花费7-8万人民币。

当那位换肝的病人死亡时，立即要将尸体送进摄氏6度冷冻柜，家属希望按台湾对亡者的处理方式，只答应给一个小时，待尸体比较凉下来才送冰柜。医院人员和葬仪社人员并不全数帮忙搬运亡者，却要由死者家属和工作人员一起搬运尸体。

当患者死亡后，结算到大陆做手术的这一个月当中，所花费的金钱约300万台币。陪同患者家属到天津的那位朋友告诉笔者，回台请领了的健保费用，大约也刚好有300万元左右。算起来，这金钱的损失却是健保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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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肝的病人家属也曾告诉笔者，一些在医院中的不寻常现象：

1)一位到天津换肾的病人，换后第二天又开第二次刀，之后就死了。（为什么又开第二次刀？可能是感染，显见移植手术房的条件太差。）

2) 台中一位老先生，肝硬化，本来已经排到了移植手术，可是，另一位花800万元包机到天津的患者到了，（也许塞的红包较多？）机会先给了这位包机来的患者。组织配型的情形？不得而知。而台中的老先生就延后两天移植，手术后伤口生脓，又开第二次刀，但两天后死亡。（伤口会感染而生脓，再开地二次刀，显见移植手术房的卫生条件太差。）

3)肝移植手术，同时进行的有八个小组。和死者同时进行手术的，有韩国人、台湾人和本地的人，一共8组。

4)大陆的葬仪社办理亡者的后续事务，需要押金：本地人缴500元人民币，而外地来的，台湾人要5,000元人民币。后来这位家属据理力争，“中国政府不是一直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吗？为什么处理这种事情时，台湾却又是另一国了？”才减到和本地人同样的押金。

5)有个当时还是台湾现职的年轻军官，也被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位医生，推介到天津换肝。因为没钱，这个换肝的病人还资助这个军官去天津。台湾的规定是，现职军官不能到大陆去，只好离职，放弃领薪水的待遇。可是，到了天津，还没做移植手术，就在医院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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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纪元时报》10月24日转载〈自由时报〉的报导云：有人换肝两次，砸了台币1,700万元。现在“买”一个肝的行情，涨到30多万人民币，还得猛塞红包、还得排好几个月。有的人花更多的钞票，甚至于有用到300万“抢到”一个肝。那么，在红包的诱惑下，那器官的组织配型，是否就更难保证完全符合？

有泌尿科医师表示，中部某私人医院还提供带队到对岸为病人做换肾服务，由台湾医师执刀，开价达四百万。

台湾的医生，为什么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技术比较好？同一个医疗组，患者将来回台时，会更有保障？

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黄洁夫曾经说，所有移植的器官都是来自被执行的死刑犯，可死刑犯的器官在那么没有人权保障的政府领导下，他们的家属有否得到“卖出”器官的“收益”？

整个中国，一年的死刑执行任务有多少？4,000左右，可是，查一查中国的医疗网站，每一年有超过12,000器官移植手术，如果用算术平均的话，每一个月就有1,000个手术，而再平均下来，一天中就有30个以上的移植手术，也就是说，每天每个省都最少有一起移植手术。

看到这个会说话的数字，中国的政府领导们，你们如何圆这个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