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曾经出现过多如牛毛、旨在推翻毛泽东和中共暴政的人民起义；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疯狂“大跃进”、饿死4000多万农民之后，形成了一个起义高潮和当局镇压高潮；

中共把这些人和这些小型组织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

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完全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出来的；

中共把这种“思想异端”、“不同政见”的大量、小型人民起义（即政党活动），视为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头号“罪行”，绝对不能让他们联合起来形成滚滚洪流，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共用“组织反革命团体罪”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进行打击，其打击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大和判刑之重，远远高于杀人越货、纵火投毒、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

当年，只要敢于把常识、常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中共用“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打击、消灭这些单独、分散的个人和几个人的小组；

采用的法西斯手段是：“群众专政”、“突破薄弱环节”和“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群众专政”实质上是通过洗脑、利诱、胁迫全体大陆人民成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

如果破获100万个“反革命组织”，“碉堡”内就曾出现线人100万人次，而“反革命组织”的数量远远超过百万；

中共指使、鼓励特务和线人“引诱犯罪”，把手无寸铁的“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当作“真老虎”、“恶老虎”来打；

大约从1964年开始，中共实行“反革命组织罪”“首犯（发起人）一律处决”的新政策，原因是：“经验证明，这些人死不悔改，刑满释放后，继续从事‘反革命’”；

当日常性、持续性的扑杀仍无法镇压反抗势头时，便开展“一打三反”以“运动”的方式大规模集中扑灭燎原之火；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中共认为，“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

公安部门的“执法”手段为：极少量公开逮捕，大量“密捕”；

进一步采取“密诉”、“密审”和法院秘密判决，除极少数在破案过程中群众已知晓的、“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张贴布告外，其余一律不出布告，严格保密；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进行了大量秘密处决；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

时间跨度从1951年2月21日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始，到1997年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前后持续46年多；

《刑法》中“反革命罪”删除后，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迫害中国人民；

半个多世纪，前后一共关押、劳教、劳改数千万“反革命份子”；

其历年公开处决、秘密处决、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总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至少1000万，可能达到2000万；

党、政系统全面特务化的中共，将“日常化、合法化杀人”作为“国家机密”，封锁新闻，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导……

中共政权对治下人民这种政治迫害和群体灭绝，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

（1） 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没有“人民起义”？

我来加拿大后，曾多次、分别与两位华侨老学者进行了交谈。他俩来自台湾，都是国民党员，年过花甲，定居满地可30余年，均已退休，安享晚年。

一位台大政治系毕业、在西欧某大学获得“博士”头衔的老先生亲共，去年曾应邀参加中国驻加大使馆举办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座谈会”。这位老兄侃侃而谈“毛先生的文韬武略，不谋私利”之后，质问听众：

“你们说毛泽东坏透了顶，我不相信！那么坏，人民为什么不起来推翻他？中国大陆过去和现在没见人民起义，可见他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坏。”

另一位McGill大学经济系学士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坚决反共。他说：“共产党毫无信义，贻祸中华，我这辈子永远不会相信他们！”话题谈得比较深时，他皱着眉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问我这位在共产暴政下偷生52年的幸存者：

“共产党、毛泽东十恶不赦，罪行累累，人民为什么不起义推翻他们？”

我心情沉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顿地回答：

“偶—语—弃—市！”[注１]

我向他解释说：“在古代，自秦以来的暴政王朝，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在街头交头接耳议论，就会被官府的密探抓去杀头；在血雨腥风的毛泽东时代，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与朋友聊天，也会被邻居“张着耳朵包打听”的老大娘、老大爷偷听去，轻则惹上牢狱之灾，重则招来杀身之祸。

“在共产党罗网致密的统治下，不容许有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男性成年人频繁出入，不容许来历不明的三朋五友经常聚会。国民党时代是‘茶楼酒肆，莫谈国事’，茶楼酒肆以外的地方，谈谈国事，没有密探，是安全的；共产党时代则是‘随地随时，莫谈国事’，在自己家里聚会聊天都不允许，哪能组织群众掀起‘起义’大潮呢？”

这位老学者听了点点头，表示略有领悟。

两位年长的学者从正、反两面提出同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有自主见解，有分析能力的学者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普通民众；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推而论之，西方人、西方学者，包括汉学家，都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

“共产党、毛泽东既然那么坏，中国人民为什么不齐心合力去推翻？”

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重大问题，在我个人狭窄的视野和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发现详细研讨、论证的专题文章，只有天才的学者杨小凯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有几段生动的论述。摘要如下：

一九六○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一九七○年的 “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优秀的从事革命的职业政治家被当局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社会现代化进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

……在现代化铁路运兵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化报纸、电台也使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杨小凯的上述论述极其精辟，概括了当年的残酷现实。这里重点要注意三句话：

第一句：一九六○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

小凯先生的用语是非常精确的，“牛毛”你数得清吗？数不清。当年不是没有“人民起义”，而是萌发了“数也数不清”的“人民起义”。隋朝末年，“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就把暴君隋炀帝灭了。60年代“多如牛毛”的“人民起义”，为什么没有一家取得成功呢？原来——

第二句：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第三句：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

“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也就难怪上述两位华侨老学者不知情了。

如果请杨小凯先生为此写一篇专题，我想一定会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精彩纷呈。可惜天妒英才，不假小凯先生年寿，这一问题在他头脑中鲜活的答案随着他英年早逝而灰飞烟灭。这样，揭露这一问题真相的历史重任就落在我们这些“后死诸君”的肩上了。

前面介绍了街坊邻里的老大娘、老大爷，协助共产党进行特务统治的大致情况。那么，人们要问：这些原本善良的老大娘、老大爷怎么会心甘情愿充当中共的帮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共在“解放”后对基层社会的设置和控制情况。(待续)

[注1]、偶语弃市——又作“喁语弃市”，喁（yú），小声说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颁布法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杀头），以古非今者族（诛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