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我以为胡佳被围困，跟踪期间的安全系数要比我大得多。与跟踪、围困我的那群始终“身份不明”者相比，围困、跟踪、到后来软禁他的人，都是堂堂的着警服的“人民”警察。

记得今年元月20日，我下楼打开车门准备启程回陕北，胡佳微笑着出现在送行的人群中，他身边的两名著警服但未戴警帽的警察面无表情地紧追其左右。我还和他逗着乐说：“你有没有看出哥哥眼里的□慕神色，你跟前的这可是地道的正品，而哥哥四周却是围满了杂货。”两人开怀大笑。

胡佳个头不高，说话、处事之成熟及谦和之势在同龄人中少见。

我与他第一见面是在2004年的下半年，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对我的第一次专访即是通过他来找到我的。在港澳中心一楼大厅里，两个早已互知对方名的人的手第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展开了我们个人持久交往关系的长卷。

谦卑及柔服鲜明的个性表面下，是他那颗关爱他人的更加柔软的心。一颗持续地爱着他人的心，滋荣着他对中国爱滋病患者群体的恒久关注的坚忍、坚毅，更滋荣着外部世界对中国爱滋病患者的群体生存现状关爱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滋荣着中国社会关注并遏止爱滋病病势成放任及无遮拦漫延的恶势。一定程度上讲，没有类胡佳及高耀洁者，就没有今天中国民间社会严峻面对爱滋病危势的认识，若没有胡佳他们，今天我们社会面对的触目惊心则不单单是爱滋病患者的数量及其广布区域范围的问题。

中国权力垄断集团的冷血及狰狞面目，不仅表现在他们这次对被外部世界称为中国社会不可多得的良心人士胡佳的非法绑架上，中共政权和良心人士胡佳的“往来关系”，是有了些历史的。从胡佳施行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爱滋病现状之始，既是中共政权部门开始关注胡佳之时。以他们对生处极度恶劣生存状况的爱滋病患者及其病势漫延危势的持久、令人绝望的残忍及冷默截然不同的是，中共政权对关注爱滋病问题的胡佳的关注热情可谓极高且周致。中国河南的警察没有几个人知道每个具体爱滋病患者同胞的姓名，可他们却没有几个人不知道胡佳的名字。胡佳使河南警察有一些烦恼，当然他们的烦恼不是源于对爱滋病问题的本身，但这个烦恼却与爱滋病问题有关，源于当地“领导同志”对于“稳定”升官局面的需要，天下警察是一家，这个价值在中国表现尤甚，河南警察的苦恼迅速变成了北京同行的苦恼，尤以河南省的“领导同志”变成了党国领导人后，胡佳则见势升格成了中共政权的公开敌人。每逢他们认定的敏感日，胡佳必被软禁乃至非法关押。这次失踪是胡佳多年以来无数次被中共政权下流绑架其中的一次，而这次与以往不同的危险则在于，这次是秘密绑架，却至今已11天仍默不认帐。胡佳过段时间若能活着出现，大不了全世界都骂我们无赖，反正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但万一手下的弟兄们没小心出了差错，胡佳再也无法活着出现的话，那中共政权在这个事件上连无赖都算不上了──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我们绑架的呢？

胡佳的失踪令人不安及心急，而他的新婚妻子的无限期绝食危情更令人心急如焚。

我们关注胡佳失踪的现象并不单单只是出于爱胡佳个体，尽管胡佳是值得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去爱他的。我们关切胡佳的失踪现象，也是关切每个中国人生命及自由安全的现状，因为近年以来，胡佳失踪的模式在中国遍地开花，明显可被视做是中共政权新近精心策划出的对付类胡佳般的不爱中共的中国人的新模式。中共政权选择这种模式的心理生存条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爱中共的人愈来愈多了，且漫延势极快！传统的诸如扰乱社会秩序之名致罪的过程慢且烦琐，另一方面，即便是经过令人烦恼的程序“判刑”后，照样无法避免文明社会的谴责及批判。非法及不道德的行径横做竖做都一样被骂！于是乎，流氓撕下了最后的一层面纱，干脆用全黑社会化的手段，旁人爱怎么说随他说去，反正我们控制了整个国家，我们就这么干。

流氓撕下最后一层面纱时，表明中国社会也进入了最危险的时代。胡佳被绑架的模式，在他失踪之前既已发生在中国公民严正学、齐志勇身上，胡佳被绑架的同一天，中国公民温海波、欧阳小戎、马文都被同时绑架，此后，胡佳模式迅速在中国大地漫延，湖南的余志坚、贵州的廖双圆、云南的赵昕、上海的李剑虹、蒋美丽、莫珠洁、马亚莲……。

流氓撕下最后一层面纱时，也是他们渔死网破疯狂心态发作的癫狂之时。这正是他们对自己邪恶前景失去信心的本能反映！这种失踪胡佳的模式将成为今年中共警察对付人民的全新模式，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有理由起而以和平的方式抗争，以扼止中共警察这种对人类基本生存价值的粗暴践踏行径及全然蔑视的流氓心态！

关注胡佳的命运现在还具有了具体的、非常的急迫性，他的新婚妻子无限期绝食已进行了数日，关天人命存乎旦夕之危！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７日 在有特务及黑社会打手包围的日子里于北京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