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程晓农198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1989年起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在美国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大纪元记者鹿青霜，郭若就中共当前策略和前景展望专访程博士。
中共目前的国内外策略
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基本国际关系策略，就是希望通过吸引国际资本来延续它的统治，改善它的经济，同时，它又坚决抵制西方国家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推崇和实行的民主政治，抵御民主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在中共看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政治改革，是共产党最大的叛徒，动摇了共产主义阵营。
表面上中国从80年代到现在都在进行经济改革，实际上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社会政策的方向在赵紫阳时代和赵紫阳之后的时代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赵紫阳时代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他基本考虑到了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干部的利益他都兼顾到，在政策上基本取一个比较平衡的做法，就是没有哪一个利益群体在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受到过明显的伤害。
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把占人口绝大部份的工人农民当作了政府施政的牺牲品，换来的是经济和政治精英，就是统治集团，占人口百分之几这批人的利益不断扩大，从此腐败成了一个全面的糜烂的现象，几乎无官不腐败，因此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个两极分化严重得不仅威胁到社会的安定，而且已经造成了经济的长期低縻不振，从今后来看，中国恐怕也不再会出现经济正常的繁华。
中共筹划的退路
中共领导层现在实际上已经为自己，它的统治集团，他们官员群体和官员的家属选择好了退路，这个退路和经济的国际化有密切关系。对比其它共产党国家，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在共产党统治最后困难时期的时候，一般来讲，其统治集团都没有外逃的出路，这样的话，它的领导层必须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他们逃不掉，他们必须在这艘船上过，挽救这艘将要沉没的船和他们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苏联共产党才会出现党内的改革派，要把苏联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其他的东欧国家也是一样。
但中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经济的国际化和中国与国际商界的多年交往，中国的各级官僚已经在国外准备了大量的机会，他们大部份人已经在国外存了巨额款项，准备好了外国护照，其子女早就在国外定居了，房子买好了。用一些的人话来讲，他们只是缺一张飞机票而已，一旦风吹草动，这些官宦子弟们搭上飞机走人就行了。所以中国这艘船沉不沉，怎样沉，并不是中国统治集团真正关心的事情，他们惟一关心的是在这个船沉之前怎么样把船上的财产多刮走一些，搬到国外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政府从来不彻底对腐败进行真正的追究，从来不愿意让官员的资产公开，从来不实行赵紫阳当年提出的所谓“阳光法案”，让官员及其家属公布资产和财产来源，说明他们的收入是如何来的，是否合法。像这样光明正大的措施，中共是绝对不采纳的，因为那样一来党的全面腐化就昭然若揭了。
财产准备好了，正在迅速的转移。去年12月1日中国政府又公布了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令人震惊的规定，就是所有中国人想要移民国外，有财产要转移的话，第一不追查财产的来源，第二不设上限，第三，没有严格的限制。换句话说，就是谁有钱想拿到外国去，你们拿吧，能拿多少拿多少，而且政府保证两年内让你们拿个干净。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各级官员转移资产到海外开了个大门，有了这个做法之后，中国今后的政治局面可能会比其它的共产党国家的转型更加糟糕，原因就是现在的统治集团不再对中国负责，他们只是对自己口袋负责，对自己的儿女怎么捞钱负责，他们关心的只是尽量延长在中国的统治生命，在这个期间尽可能多的捞钱，然后尽可能多地把捞来的钱转移到外国去。一旦转移完了，或者一旦中国被捞空了，他们就把这个国家当作一条破船或者一个破房子，一扔了之，然后让逃不掉的十几亿人在那片土地上无法生存，这就是将来中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局面，但是今天在中国，这层窗户纸并没有被捅破，很多人还对政府和党抱有种种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