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11月3日報導，應《大紀元時報》、《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德州論壇、三民主義大同盟、榮光會等媒體和社團的共同邀請，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分別於2005年8月13日和14日在美國達拉斯和休斯頓發表了題為《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的演講。新唐人電視台《透視中國》播報了這個演講。辛灝年說，國民黨抗戰是血寫的事實；我還要說的是，共產黨“抗戰”是墨寫的謊言。為了簡潔明快地說清楚這個太大的歷史是非，揭穿那個太大的歷史謊言，我首先想問的是：國民黨說抗戰是十四年，共產黨則一向說抗戰只有八年。那麼，前六年共產黨在幹甚麼？後八年共產黨是怎麼幹的？
昨天我們轉載了共產黨前六年在幹甚麼，今天再看看辛灝年是如何評論共產黨的後八年，這部份我們分三次刊登。
◎ 後八年共產黨是怎麼幹的？
辛灝年說，現在我終於能夠講到“中國共產黨是怎樣領導全中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這一“史無前例的偉大歷史謊言”了！
一、是要日蔣火拼，不是要擁蔣抗日
7．7事變發生，侵華日軍發動侵華戰爭，當國民黨軍隊的浴血抗戰已經震動全國、震憾世界、特別是山西國民革命軍的抗戰已經打得血肉橫飛之際，已經歸順了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並已經兩次向蔣介石立下了“四項保證”的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想繼續拖延八路軍不上前線，已經再也找不到理由了。於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離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縣召開了一次會議，中共黨史即稱它為“洛川會議”。
在洛川會議上，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張聞天在開場白中就已經“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鵰……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毛澤東立即支援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倖之理……他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在他已經出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回憶錄中，已經對此明確地證明說：毛要和侵華日軍夾擊國民黨，還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
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115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120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129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因為毛澤東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0
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懷電；九月十六日致林彪電；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電；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覆強調了我軍……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中曾說：“……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
這就是毛澤東制止八路軍抗日的“五封電報”，也是中共黨內、軍內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至於中共在1937年8月對內發出的兩個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變成地上力量，如何繼續打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以及怎樣利用抗日這頂大帽子來發展和擴張的，我就不說了……
二、是游擊革命，不是游擊抗日
辛灝年說，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戰中，毛澤東及其中共，曾將“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吹噓成了他們領導全中國人民走向抗戰勝利的“法寶”。但是，毛澤東制定的中共抗日游擊戰，只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在中國人民艱難萬分的反侵略戰爭中，乘機為共產黨奪地擴張的一個“法寶”，而絕不是中國人民賴以戰勝侵華日軍侵略的一個“法寶”。因為毛澤東就在他的“毛選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認說：“抗日戰爭的命運取決於運動戰……”；毛還更承認說，共產黨在全面抗戰之前為前蘇聯所命令和指揮的“武裝暴動打的就是運動戰”；他甚至說，“將來要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還是要打運動戰”；但是，他卻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只能打游擊戰”。直至強調說：“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須。”
這到底是為甚麼？就是因為毛澤東在1938年11月6日所寫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說打游擊戰有“十八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 就是擴張了共產黨的地盤。第四條：“相持階段……有利於正面整軍”- 就是有利於訓練將來打內戰是能打運動戰的正規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 就是在抗日的旗號下能夠最迅速、最有效地發展共產黨革命造反軍隊，為打江山做準備。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 就是為發展共產黨和建立、擴張共產黨的農村獨裁政權大大有利。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 就是將敵後侵華日軍管不到的廣大地方全部統治在共產黨之下，以便於發動打倒蔣介石的革命運動。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 就是在實際上建立中共敵後獨裁分裂政權，借國難而進一步分裂中國，將從前公開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變成隱形的、卻得到了更大發展的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 請注意，是領導革命而非領導抗日的中共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 就是用抗日的名義來取之於民，用之於共產黨擴張、奪權打天下……。顯然，毛澤東所說的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借抗日而進行革命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乾二淨。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買馬而終於發展壯大，膽子也大了起來時，毛澤東終於敢講出他只准中共軍隊打所謂游擊戰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說在《共產黨員》發刊詞上將中共的武裝鬥爭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然後他才對中共武裝鬥爭和“中共游擊戰爭”的性質及關係，作出了這樣的分析：“游擊戰爭是甚麼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這個敵人可不是侵華日軍而是國民黨！），創造自己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毛澤東甚至更明白的說道：“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瞭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瞭解我們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的一部份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請注意，1939年，毛澤東就已經對他的“抗日”游擊戰對於奪取共產黨革命勝利、而不是中國人民抗日勝利的特別性質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說明。大家總該明白毛澤東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爭是個甚麼東西了吧！ 而中共抗日游擊戰的精華戰略 ──“農村包圍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 然而，遍佈敵後、“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卻為甚麼在抗戰中，連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縣城都沒有解放過呢？卻非要等到侵華日軍投降之後才發動內戰來“解放”呢？
三、是專打國軍，不是打擊侵華日軍
辛灝年說，如果說，在全面抗戰剛剛開始時，毛澤東及其中共還不敢過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軍甚至還局部地參加了抗日、毛澤東甚至還寫下親筆信歌頌蔣委員長說“先生領導全民族抗戰，凡我國人無不景仰”……，對外做足了團結抗戰的宣傳。但是，到了1939年，當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已經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特別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已經發展到了五十萬人馬時，毛澤東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陰謀，便開始迅速地暴露出來了。中共軍隊終於敢於專打國軍、而對侵華日軍卻是“游而不擊”了！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裡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
然而，毛澤東則反而藉此機會，以“反對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將共產黨一心要乘機擴張的心機暴露無遺。從來沒有上過前線的毛澤東，就在他延安的窯洞裡，製造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稱“國民黨頑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雖然他們今天還在抗日，但是將來他們一定會投降”。毛因此而進一步製造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第一就是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二就是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第三則是毛澤東強調要同時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高喊團結抗戰”，以繼續欺騙輿論。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說：“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以前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佈置的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裡，毛澤東還指示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裏，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
毛澤東的指示信證實了《延安日記》的作者所揭露的歷史真相：“……中共軍隊只能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系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
大家都知道所謂“皖南事變”，知道周恩來曾矯情地寫下過“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悲憤之詞”，共產黨更將“皖南事變”是國民黨不打外戰專打內戰的陰謀，宣傳得全世界、全人類都知道。然而，皖南事變就是在我剛才講的、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軍絕不服從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一向專打國軍、不打侵華日軍、甚至是專打我台兒莊大戰的抗日主力韓德勤部，才終於造成的悲劇。誠如當時的《大公報》所報導的那樣，“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別是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
然而，共產黨從1920年八月蘇共為它創建的那一天起，它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分裂中華民國，從來沒有停止過要顛覆中華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前，它利用國難來分裂中國，顛覆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後，它就乾脆乘國難來分裂中國和顛覆民國了！這正是它準備奪權打天下的機會所在，它如何能夠放棄呢！
（待續）（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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