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记得文革时期,最高级别的批判文章都是以人民日报社论或者“池衡”、“梁效”的名义发表的。“四人帮”倒台后,人们逐渐知晓,“池衡”乃张春桥的笔名,“梁效”则是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班子的代号。但不管怎样,既然敢署名,就说明作者多少还有勇气愿意对文章负责。

世风日下,这种勇气现在似乎越来越难得一见了。今天的《人民日报》上经常披挂上阵的是“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特约评论员”是何方神圣?是某资深学者?还是某组织抑或执政当局的代言人?不得而知。所以你不论是想登门讨教,还是打算与该评论员诉讼公堂,都将无从下手。套用电影里的台词,这一招“高!实在是高”!既然是“特约评论员文章”,按理就应视对某事物的一家之评论,可如今上上下下10多亿人居然象信徒接到了教宗的圣谕一般毕恭毕敬、亦步亦趋。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政治笑话在当今世上恐怕是蝎子拉屎----独一份!

这位“特约评论员”甚至等不及全国人大10月30日走过场似地通过关于所谓邪教的议案,就迫不及待地于10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权威的口吻总结了邪教的六大特征,即:一、教主崇拜;二、精神控制;三、编造邪说;四、敛取钱财;五、秘密结社;六、危害社会。然后这位“特约评论员”掷地有声地宣布:“法轮功”就是邪教!

“法轮功”是否邪教,咱不感兴趣。“法轮功”没有“枪杆子”,更没有坦克大炮,又不杀人放火搞“黄、赌、毒”。你相信就加入,不信就走人,没听说过李洪志及其弟子能把你送进学习班或开除公职或关进牢狱什么的。

说“法轮功”敛财,无非是办班和印发书籍、音像资料收了费,据“特约评论员”的资料是人民币4000多万元。这钱可不是税务机构强制征收上来的,而是以老头老太太为主的信众自愿掏出来的,两相情愿,就如同善男信女们愿意募捐修庙立碑、进香还愿一样,关他人鸟事。但假如发现李洪志及其弟子侵吞了我等纳税人的税款,就象沈阳马副市长多次到澳门豪赌输掉公款三千多万,原鄂省驻港办金主任贪污挪用近两亿公款肆意豪赌炒期指那样,咱就坚决不干了!

“特约评论员”统计,全国因修炼“法轮功”致死1400多人。姑且相信“特约评论员”的统计,那么“法轮功”92年“出山”,平均下来每年致死200多人。按官方的数字,“法轮功”在大陆有信徒近300万,则每年的死亡率为十万分之六点七;按“法轮功”自己的宣传,大陆有信徒6000万,则每年的死亡率为百万分之三点三。

让我们对比一下另一组统计数字:据10月18日《东亚经贸新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死亡的病人中,约有1/3的患者死于用药不当。’我国不合理用药占用药者的11%至26%。目前我国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而住院治疗的病人多达250万人,每年约有19.2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滥服药物致胎儿畸形的多达上万例。”按全国12.6亿人口计算,我国每年死于药品不良反应的比率为万分之一点五。照此分析,不是证明了吃药比练“法轮功”还可怕得多吗?

电视上、报纸上觉悟了的革命群众一个个悲愤填膺,痛斥“法轮功”不让看病吃药,害死了他们的亲人,让人哭笑不得。李洪志是否讲过不许看病吃药,咱没考证过,就算他讲了,如果他是对未成年人讲这话,就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大人不许骗小孩嘛!可那些成年人,就怪不得别人了,谁教你信呀!如果李洪志说不吃饭能成仙,你们就饿着等死?!如果李洪志说屎能滋补、尿能美容,你们就以屎尿代替茶饭?!真是岂有此理!

其实,根据上述统计资料,这些遗属们倒应该庆幸他们的亲人没有选择吃药,否则可能死得更早─死亡率更高嘛!郑重声明,咱在此借题发挥,以毒攻毒,您可别误会。您万一生病,选择吃药还是练功,都是您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就象吸烟,尽管所有的香烟包装上都清楚地注明:“吸烟有害健康”,您硬是要抽,愿意掏钱,谁能把您怎样?想到此,气就不打一处来,每年直接或间接死于抽烟的人数,恐怕不会少于200人,卷烟厂的暴利大概仅次于制毒贩毒了,而我们关心群众身心健康的人大和政府,怎么就不立法关闭所有的烟厂呢?

又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对照“特约评论员”总结出的六大特征,咱倒是真发现了一个堪称邪教之首的组织,各位不信,咱不妨逐一对照该组织点评一下:

一、教主崇拜。“邪教的一大特征是教主崇拜,惟教主是从,为教主而生而死。”这个组织,空前绝后地大搞领袖崇拜,把领袖吹捧成“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大救星”、“四个伟大”、“万岁、万岁、万万岁”,催眠群众,使人们相信“ 爹亲娘亲不如XXX亲”,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领袖的思想“战无不胜”。在这个组织的欺骗和鼓惑下,无数群众对该领袖顶礼膜拜,甘受驱使,一切按他的说教去思想,去行动,直到去送死,恰如行尸走肉一般。多少家庭夫妻反目、父子绝情,多少学生揪斗凌辱他们的老师校长,纲常败坏,道德沦丧;多少群众手捧领袖的“红宝书”,高喊着“XXX万岁”、“保卫XXX”的口号,与同样手捧“红宝书”高喊同样口号的另一派群众,拼死在武斗的血泊中,而他们的敌人,可能就是他们的同事、邻居甚至亲人。光是这10年的疯狂崇拜,就断送了几百万条性命。更荒唐的是,无论是革命军人(如孙玉国)在珍宝岛抗击“苏修”,还是知识青年(如金训华)在祖国边疆战天斗地,都清一色地胸戴领袖像章,手捧“红宝书”。仿佛这像章和“红宝书”被领袖发了功,有了意念,对付鬼子,可以刀枪不入;对付生产,可以叫荒山变粮田,亩产十万斤,可以叫钢厂出钢铁,赶英又超美。整个一“义和拳”的现代翻版!很多青少年未必知道,那时候,谁要是不小心弄脏了或者挂歪了领袖像,就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二、精神控制。“精神控制是邪教教主为巩固其‘神圣’地位,维持其徒众效忠自己的基本手段。”这个组织利用专政机器,不仅强迫几千万入会信徒,而且强迫全体人民包括儒释道各派教徒都要皈依其主义、思想。为了使这种罕见的精神控制合法化、永久化,这个组织还把其主义、思想塞进宪法,使任何背离其主义、思想的信仰追求都成了违宪行为,使信仰自由变成了一句空话。明白了吧?江泽民即组织,组织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国家。谁敢不服?

三、编造邪说

“编造歪理邪说是一切邪教教主蒙骗坑害群众的伎俩。”这个组织的歪理邪说数不胜数。其中许多都已不攻自破,象“人民公社好”、“大跃进”。该组织的大小首领多半来自农村或在农村参加过生产,却睁眼说瞎话,胡吹水稻、小麦亩产上万斤,美其名曰“放卫星”。“卫星”放到最后,亩产居然达到十四万斤。《人民日报》少不了要为这些大小骗子推波助澜、打气加油。没听说过如今身为学部委员的何阼庥等科学家们当时有谁站出来揭穿了这一弥天大谎。

四、敛取钱财

该组织在这方面的业绩实在是尽人皆知。前面提到的两位该组织高官(相当于总站、分站的站长、副站长)挪用纳税人之公款到外面豪赌,就令任何一门邪教的教主自惭形秽。其实,这两例对于该组织不过是小儿科。沈太福的长城公司集资案,案值10亿,公布出来的高干有副部级的。无锡集资案,案值30多亿,也是该组织领导下的辉煌业绩。王宝森、陈希同更是该组织的高干了,案值据各方面分析不下数十亿,该组织怕拔了罗卜带起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湛江市的该组织大小官员勾结黑道,走私透漏税额高达上百亿元,全部中饱私囊。正在调查中的厦门远华(该组织官办企业)走私案,案值更是破记录的高达400亿元,当地该组织官员纷纷落网。广西的案子已经把人大成副委员长送进地狱了,该副委员长的情妇在海外被捕时,发现其帐户中有上亿元巨款(又可以把其它邪教的教主吓一跳)。其它地方又怎样呢?

“据云南省昆明市《滇池晨报》报道:今年以来,云南省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案件多达九百五十七宗,当中昆明市就有六宗特大金融财政案的涉案金额高达九十亿元人民币。据报道,检察院查办的大案三百六十三宗,涉及党政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二百五十八宗。有四十四名县处级官员涉嫌犯罪。”这样的新闻对于该组织实在是家常便饭,以至于民间种说法,把该组织当官的拉出去一个挨一个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又有漏网的。还有,按说该组织的经费只能来源于成员交纳的会费,可现实生活中,该组织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国家,国库的银子随它花。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告它非法敛财。

五、秘密结社

“邪教一般都有以教主为核心的严密组织,进行诡秘活动。” 这个组织从创立之日起,就进行诡秘活动:对内党同伐异,血腥肃反;对外反政府,破坏社会稳定,颠覆政权。上台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更是策划了一个个“阳谋”或阴谋,把组织内的异己分子和组织外的异端分子赶尽杀绝,秘密逮捕,秘密关押,秘密审讯,秘密处决。该组织诡秘到开大会都要神秘进行,大会闭幕后才敢发表公告。传达文件时怕留下话柄,经常下令与会者只许听,不许记录。对外声称不干预群众练功、没有悬赏引渡,内部则抓紧部署镇压行动。

六、危害社会

该组织对社会的危害之严重,50年代大批特批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造成了人口飞速增长。到七十年代末,为了遏止人口的继续飞速增长,不得不强制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目前的中国在还是发展中国家阶段时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给以后的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留下了无穷隐患。即便如此,中国的人口增长势头也必须等到2020年人口达到16亿以后才能停下来,那时老龄化的比例将更可怕。这就是说,该组织当初仅仅一项反科学的决策,就危害社会长达70年甚至100年!先贤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可该组织上台后,翻来覆去地折腾生产关系,先是反对包产到户,逼迫刚分到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后来又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了公社和生产队。先是搞公私合营、取缔私营和股份制,现在又到处推行私有化,把国企纷纷卖给私营企业主。来回折腾加上疯狂不断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