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訊】新世紀的中國，除了多了一座至今仍未完工的「世紀壇」之外，一切照舊。利益至上的平庸深入骨髓，正義和邪惡之間的界限，也幾乎被對既得利益的共同貪婪模糊掉了。小康承諾所購買的，恰恰是爛透了的靈魂——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是清白的、沒有一分錢是乾淨的，沒有一個字是誠實的。
有人會說，平庸是現代化的特徵，因為現代化本身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就是追求利益的合法化，總不能要求不講利益的世俗化吧。
的確，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民主制度——即多數決定的規則——肯定是以利益交換為核心的世俗化甚至平庸化的遊戲，但是，第一，利益交換必須有明確的規則，即由外在的法律和內在的良心共同支撐公平交易規則，而在中國，利益取代了法律和良心，成為人治秩序和厚黑學的唯一支撐；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支撐民主制度的價值基礎——自由——則具有先天的超世俗的高貴品質，沒有自由優先的價值取向，民主不但可能導致希特勒式的暴政，導致以人民的名義實施的個人或政黨的獨裁，而且會使人性的高貴、尊嚴和美被無名氏多數的平庸所同化。在民主的規則中，多數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多數一旦動員起來，既可以為任何理想、哪怕是烏托邦理想而慷慨赴死，也能夠充當野心家的工具和不惜血流成河的劊子手。中國從來不乏民眾造反的「大民主」傳統，卻壓根沒有自由優先的民主傳統，麵包之下，自由難存。與利益至上的平庸相對，自由優先的高貴只能來自少數精英，只有自由才能保護具有高貴品質的少數精英，不被世俗的利益和平庸的多數所吞沒。古代的貴族階層衰落之後，一個現代社會的品質，取決於自由優先的制度安排中少數精英對多數的制衡能力。少數精英既有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對政治權力的批判，也有對大眾趣味的抗拒，也就是對政治權力和多數趣味都保持獨立的批判性，並且批判地監督政府、引導大眾。而這，恰是社會品質不斷得到提升的關鍵。
現代化是日常生活的世俗化，民主化是政治生活的平庸化，對於大眾來說，他們要的就是這種世俗的平庸的幸福。如果我們中國人已經有了現代化和民主化，世俗一點兒，平庸一點兒，也就罷了。可悲又可笑的是，我們還什麼也不擁有，還在面對一個專制政權，而包括精英在內的整個社會，就已經世俗得純粹、平庸得透明。
作報告時屢屢念出錯別字的李鵬，在國內的政績乏善可陳，在國際舞臺上又不太會自我控制，很容易脾氣暴躁。只因為外國政府沒能按照他的要求制止對他出訪的抗議，他就會突然改變早已安排好的日程，給接待國政府臉色看。對李鵬來說，看不看歌德的故居完全是小插曲，重要的是泱泱大國執政者的尊嚴。何況，本來這種日程的安排，就是附庸風雅大於對偉大詩人的內心敬重。
會說多種外語的江澤民很善於表演，剛在五十年大慶上檢閱完三軍，又於新千年淩時登上沒有竣工的世紀壇祭祖，講完了「三講」又講「三個代表」，鎮壓了民主黨又滅了法輪功，並時不時地以大國主宰的自信頻頻進行國際巡迴演出，在莫扎特用過的鋼琴上歷經坎坷地彈完了「洪湖水」，然後又伸手搶過外國元首授予的勛章，急不可耐地自己給自己戴在胸前。
就連一度被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寄以厚望的朱熔基，在剛就任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以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的充足底氣，語驚四座。接著出訪美國，受到破格接待，頗有大國領袖的風采。但是，僅時隔兩年多，他便在國內的記者招待會上，一會兒炫耀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的資歷遠在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之上，一會兒反問提問的記者：「你們德國不也有腐敗嗎？在處理腐敗時，你們殺過我們這麼多人嗎？」七月份訪問德國，朱鎔基以黑金政治和不到40%的選票作為論據，輕蔑地向全世界宣布：臺灣大選是個民主的笑話。於是，他宣布的這個笑話，就在國際上成了關於民主常識的最大笑話。
朋友相聚聊天，常講一些聽來的有關中共第三代的政治笑話，但是嬉笑過後便發感嘆：如此喪失民意支持的、有時甚至鬧出常識性笑話的中共第三代，為什麼在大屠殺之後，在中共政權的道義合法性幾乎喪失殆盡的危機中，還能夠穩坐最高權力的交椅十年？這難道不是大陸的知識精英們的恥辱嗎？沒錯，是恥辱。但是，這決不是傻子統治聰明人、懦夫指揮勇士、平庸領導高貴的恥辱，而是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民族，別無選擇地必須服從平庸的恥辱。正是被統治者本身、特別是精英們的懦弱，才造就了平庸的統治者。反過來，握有絕對權力的平庸的統治者又使整個社會的智慧和人格平庸化。執政者和精英們之間的遊戲，要想達到「雙贏」的結果，只能玩低智商的平庸遊戲，遊戲的規則乃是「惟利是圖」。智商一高，要麼玩不下去了，要麼就是大陰謀大詭計大殘暴。
香港的著名大俠、《明報》的創始人金庸，對新聞自由的好處，應該比任何大陸的新聞從業者，都有更深更豐富的體認。但是，他一旦決定接受大陸某大學的文學院院長之聘，便在演講時聲稱：無論在哪裏都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所謂的新聞自由，在西方不過是各媒體老板的自由，打工仔決沒有自由。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他居然號召新聞記者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而軍人的天職是絕對服從。到底是武俠小說的高手和著名報人，才會如此執著地「語不驚人死不休」。有人會問：作為知名報人的金庸，其報業的成功完全受惠於香港的言論自由制度，他怎麼可以無視幾十年的新聞從業經驗，說出這樣有違於良心的屁話？獨行於香港的大俠，怎麼一來大陸，立馬就變成了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解放軍士兵？
而這，就是大陸中國的獨特魔力。在這塊土地上，再高貴的品質和健全的常識都無法生存。同質化的平庸抹平了一切其它的差異，滿腹經綸的碩儒、腰纏萬貫的大款、紅得發紫的明星、一手遮天的高官……面對制度性的絕對權力，他們的表情完全一樣，訓練有素的肌肉運動，只能做出滿臉媚態和一身酥骨。來自香港的金大俠尚且如此懦弱，大陸的精英的委瑣就更讓人不忍目睹了。
六月初揭曉的「長江《讀書》獎」的評選結果，就是這委瑣的最新例證。《讀書》雜誌聲稱堅持民間立場，這已經很可疑了，因為目前的中國還沒有一家正式的民間出版機構，三聯出版社也不例外。再看評選結果：評委會名譽主席費孝通獲「特別榮譽獎」，《讀書》主編汪暉獲「著作獎」，評委錢理群獲「文章獎」，其中還有若干評委的著述被推薦入圍，可惜最後落選。名譽主席、主編、評委的作品入圍，這已經有違公認的評選規則了；最後又得了獎，就是拿屁股當臉的無恥了。世界上好象還沒有這樣的比賽規則：裁判兼球員，結果還進了球，通贏其它的競爭對手。即便比賽中不能完全避免的黑哨黑球，也至多藏著掖著，那敢象「長江〈讀書〉獎」這樣明火執仗且義正詞嚴，用誰也無從把握、內功頗深的「本質正義」，取代可以一目了然的公開的「程序公正」。象費孝通或汪暉這樣的一貫幫閑的文人如此下作也就罷了；象《讀書》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正式聲明，為其違背最起碼的學術公正和世俗常識的行為進行強詞奪理的狡辯，還拿起訴之類的法律手段嚇人，象主編黃平接受採訪，那種顧左右而言它、不觸及問題實質的圓潤，也可以一笑了之。因為《讀書》近幾年早就變味了，已經不願意遭那份帶著繩索抗爭的活罪了。以學術自由和民間立場的假面，參加「主旋律」的盛大舞會，才叫自在、滋潤。
但是，象錢理群這樣在九十年代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盡量保持清白名聲，一直自稱「堅持獨立寫作」且有些文章寫得好看，居然也不顧起碼常識而以評委的身份獲獎，居然沒有拒絕，居然面對社會上的異議而沒有任何內心不安，反而聲稱：他儘管作為評委獲獎，卻沒有感到此次評獎中有任何學術腐敗？！出任一種重要獎項的評委，這本身就是很高的榮譽，榮譽也會作為象徵性資源帶來巨大的無形利益；而獲得此種獎是另一種榮譽，利益也會隨之而來。但是，人不可太貪婪，貪婪就要過界、犯規，鬧出有違起碼常識的笑話。如此簡單的公理，決不會比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更難理解，難道他居然就不明白嗎？曾經有朋友對我說：「現在，拿出十萬元錢就可以收買任何一個大陸學者。」當時，我覺得他說得太絕對了，而「長江《讀書》獎」一出，方覺如斯言哉。著作獎十萬，文章獎才三萬。
曾有過不止一個老外問我：「六四這麼大的血案，捲入那麼多的人，死了那麼多人，怎麼一夜之間，說平靜就平靜了？屠殺真的能夠殺死正義嗎？中國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我似乎無言以對。現在，如果有人再問我同樣的問題，我就會把「長江《讀書》獎」的故事講給他聽。怎麼可以指望一個只產生如此見利忘義的精英階層的民族，能夠見義忘利呢！這無疑是以竟相無恥方式向社會公正和學術良知挑戰。在中國，以無恥的方式向道義挑戰的勇氣，幾乎人人具有。但是，以道義的勇氣向無恥的現實挑戰的人，卻幾近滅絕。
「六·四」的血腥恐怖使中國陷入倒退的泥潭而難以自拔。雖然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打破了死一樣的沉寂，但是朱鎔基的經濟鐵碗所創造的「軟著陸奇蹟」，也只是延緩了深層經濟危機的提前爆發，而並沒有消除任何危機的制度性根源。而在文化上政治上思想上，先是一片肅殺之氣中的萬馬齊喑，繼而是極盡渲染太平盛世的貧血喧囂、腐敗橫行和鎮壓異己。港臺文化的大舉登陸、本土的大眾文化的沸沸揚揚，伴著以「三講」和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主旋律」，人們似乎陶然於繁華和享樂之中，鄧小平用「小康」購買著民眾的記憶，不僅歷史上的無數大悲劇被遺忘，就連最近期的慘案也被淡化得幾近於空無。在這種全民族的遺忘和麻木之中，精英們形成了一股以學術化本土化為藉口的與主流意識形態共謀的「豬的哲學」。它緊緊地攀附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話語霸權，把所有的智慧都用於論證怎樣才能保持穩定以發展經濟的「小康哲學」，論證「歷史缺席權」式的逃避的合理性，一句話，就是論證怎樣讓豬們吃飽了就睡，睡醒了就吃，至多讓它們停留在飽暖思淫欲的階段，再不能有其它的非分之想。在中國目前的制度背景下，任何改革決策都是政治決策，任何人文理論的話語都必須對這一制度的獨裁性強制在場作出回應。怎麼就能把經濟改革弄成不受任何政治污染的處男呢？怎麼就能冠冕堂皇地以各種洋理論來為懦弱辯解呢？
經濟上的「強中央」的國家主義理論和「幕僚派」、「奏折派」的中立經濟學；政治上的「告別革命論」、「新左派」和「市場派」；文化上的幾乎覆蓋所有角落的瘋狂的民族主義和學術的「本土化」……皆是犬儒化的豬哲學的組成部分。耐人尋味的是，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精英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並沒有事前的預謀，而完全是不由自主、不約而同，自發地走進了「豬圈」，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如同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十一年前自發地捲入「八九運動」一樣。似乎只是一夜之間，他們就那麼自然地，由決策層的高級幕僚變成了理直氣壯的大賺臟錢的董事長或總經理（如被排擠出高級幕僚層的趙紫陽時期的精英們），由先鋒詩人變成了黑了心的書商和文化掮客，由先鋒導演變成了登上50年慶典觀禮臺的貴賓和希望小學的捐建者（如陳凱歌、張藝謀們），由嚮往西方的自由主義者變成了抵抗西方霸權的民族主義者和「新左派」（如甘陽、李陀們）；就是極少數堅持自由主義價值取向的知識分子，其中也有一些人，大談西方自由主義的遺產中來自英美的保守主義，把「消極自由」作為唯一正宗的自由主義，其潛臺詞就是把「六·四」作為政治上的激進主義和「積極自由」之實踐的失敗的最近例證。胡平曾在〈犬儒病〉中精闢地分析過有中國特色的「消極自由」，我在這裏借用其大意：
對伊塞亞·伯林(IsaiahBerlin)提出的兩種自由之分的翻譯本身，就表現出一種下意識的懦弱心理。原文是negativeliberty和positiveliberty，既可以譯為「否定性自由」和「肯定性自由」，也可以譯成「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我們就一定要譯成後一種。如果把這種中文再直譯回到英文就變成了passiveliberty和activeliberty。這種在兩可之間取「消極自由」而舍「否定性自由」的翻譯，可謂用心良苦。因為，在漢語中，「消極」一詞，最容易使人聯想到「被動」、「逃避」上去。於是，望文生意，把「消極自由」作為躲避現實的同義詞，近似於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西方的自由主義在我們的自由主義者筆下變得如此犬儒，才是「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正是在有中國特色的「消極自由」的庇護下，「歷史的缺席權」、「思想淡出，學術凸顯」、「遠離現實，退回書齋」、「莫談國事」的政治冷漠、……成了精英們拒絕直面嚴酷的專制現實的堂皇理由。既然正宗自由主義認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那麼，民眾最不關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既然消極自由是「免於他人干涉和強制的自由」而不是主動「去做……什麼的自由」，那麼我們就不必去主動爭取什麼。於是，老莊式的遁世主義被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冠以自由主義之名，就是十足的豬哲學了——被趕進或逃進豬圈等人來餵就是了。
傳統的老莊式遁世主義對懦弱的包裝，是一套「人法道、道法自然」的以柔克剛、以無統有的處世哲學和陰謀政治，而當代中國精英們把基於懦弱和利益計算的逃避用自由主義來進行包裝和辯護。古代犬儒和「有中國特色」的犬儒，可謂時隔幾千年，靈犀一點通。而歷史的事實是，凡是有自由的地方，不論是「消極自由」還是「積極自由」，沒有主動的爭取、去做，就沒有任何自由。即便是被這些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英國式自由，也要經過「光榮革命」的爭取才能得到。
血腥屠殺對中國人的主動而積極地爭取自由的政治激情和青春叛逆的暴力閹割，首先嚇壞了學生精英和知識精英，大面積的逃亡使我們失去了能夠支撐人性高貴的最佳時機，接著便是毛時代之後，為自由奮鬥的主要道義象徵者的陸續流亡，道義資源的大量流失和盡情揮霍，不僅使中共輕易地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而且使當年的八九運動的普通參與者，感到他們的道義激情和犧牲換來的只是幾個流亡者的名利，就必然萌生一種被少數精英玩弄的受騙感和恥辱感。因為，在一個全面專制的社會裡，無形的道義資源是我們對抗擁有所有有形資源的獨裁政權的唯一支撐。最血腥的時刻也是道義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時刻，如果在最血腥恐怖時刻，我們仍然有巨大的道義象徵不畏強暴地屹立著，那麼，民心就仍然有凝聚的核心，中共的屠殺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暫時的失敗。但是，我們沒有肩扛黑暗閘門的高貴骨頭，精英們的懦弱和短視所導致的道義資源的流失和浪費，造成的是一種內在的無形的長遠的失敗感、失望感甚至絕望感。看破紅塵的人就會視道義如無用的垃圾或謀取名利的工具，變成惟利是圖之徒。
這十年唯一沒有改變的，是早在八十年代就被排擠出最高決策層的毛派或極左派。「六四」和蘇東聚變給了他們充足底氣，來捍衛毛澤東的政治遺產。整個九十年代，他們連續發表了四份萬言書，皆是從防止「和平演變」、保證中共的政權安全、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和為下層民眾謀福利的極左高度，來論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變化。他們有充足的經濟資源，辦了三份全國性刊物（《真理的追求》、《當代思潮》、《中流》），經常在自家的言論陣地上，不點名地公開批判現行的重大決策，從朱熔基的推動中國加入WTO到江澤民的最新傑作「三個代表」，甚至用當年批判赫魯曉夫的「九評」口氣，指責江澤民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說，是想把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共改造成資產階級的「全民黨」。儘管毛派一直很活躍，不斷向「江核心」發出挑戰，但是沒有人敢於對他們進行政治上的高壓和審查或停辦他們的刊物。因為中共政權的根本性質決定了「左」永遠比「右」理直氣壯，永遠比「右」安全。近些年由一群放過洋的學人炒紅了的「新左派」，也沒有任何不安全之憂，在自由知識分子連一塊自己的言論陣地都沒有的今天（劉軍寧主辦的年刊《公共論叢》，本來就生存得極為艱難，隨他本人被社科院開除，未來的處境可想而知），「新左派」不但有《讀書》、《天涯》等言論要地，而且最近又有由李陀出任主編的大型理論刊物《視界》面市，刊物的版式設計不錯，只是重頭文章皆由哥兒們包辦的「準家天下」辦刊方針很可疑。正如最近炒得沸沸揚揚的「長江《讀書》獎」，剛一出籠就已經用名譽主席、主編、評委的獲大獎，公開宣布此獎乃「家天下」私產一樣。
自由知識分子又如何呢？他們的行為方式就是前面提到的「消極自由」說辭的實際踐行。在時緊時松的制度繩索提供的伸縮尺度內，他們與體制之間的關係，常態是若即若離、異態則神合貌離。無名的想叛逆，有名的想撈錢，名利雙收的想被招安，至少想維持現狀。與此相應，他們自身的行為也處在一種分裂的或言行不一的尷尬之中。一方面，他們喜歡把自己定位在民間立場上，喜歡稱自己的研究和寫作是獨立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他們中間，還真找不出幾個不捧體制飯碗的人，從工資、職稱、學術地位到住房、醫療等各種福利待遇，皆為政府所賜；從趕場般的出席各種研討會到雲遊四方講壇，其身份必須具有官賜的合法性。官方對這些人的打壓，經常採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以開除公職或解聘相要挾（劉軍寧被社科院開除，秦暉被清華解聘，就是例證）。一方面，他們公開的學術和私下的言論皆以自由主義為皈依，有時還頗為大膽，去碰一下專制者的軟肋；另一方面，他們的生活方式卻循規蹈矩，沒有任何自由主義的氣息，甚至見利忘義，連做人起碼的道義和誠實都沒有，決不會招惹頂頭上司。
所以，屢屢受到政府打壓的自由知識界，他們既不會為了保護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利而公開向政府挑戰，更別說形成有組織或準組織的民間壓力團體了；他們也不會為被割了舌頭的青年農民而發出集體呼籲，主持社會公正。他們的自由主義只是一個人龜縮在書房裡，各自為戰，進行散兵遊勇式的打擦邊球式的文字抵抗，決不會在行動上完全公開地撕破臉，捅破那層雙方都心中有數的窗戶紙。說穿了，就是在與現行制度長期周旋的遊戲中，他們心中形成一條的無形的安全底線，只要守住這條底線，他們個人的人身和既得利益都是安全的。官方壓一壓，我就收一收；壓得狠一點兒，我就收得多一點兒；再狠點兒，我至多保持一段時間的沉默。曾經頗為振奮人心的戴簧、邵燕祥等十名文化名流聯名上書、為民請願事件，在當時被譽為中國版的「我控訴」，但是，由於沒有更廣泛的公開支持，九屆人大一開，民主黨一被鎮壓，控訴就變成了沉默，最後不了了之。自由精英的經驗似乎驗證了這樣一種無形的規則：只要不是訴諸於行動的公開叫板和群體抗爭，官方決不會下死手。自由主義知識精英的這條底線，既是一種外在的恐懼內化後所形成的自我約束，也等於是向官方作了一個無形的承諾。
問題是，這條沒有法律保障的無形底線保險嗎？在目前仍然是人治高於法治的中國，任何遊戲都沒有可以讓執政者必須遵守的規則，人為底線的設定的主動權和決定權，完全掌握在權勢者一方。所以，知識界心中的那條自我設定的無形底線，實際上沒有確定的邊界，邊界劃在哪兒，完全操於他人之手，也就是由執政者規定。而執政者的確定底線邊界，又不取決於有形的法律，只取決於他們對自身政權安全的主觀感覺，即內在恐懼的程度。他們的恐懼一旦達到了自我承受的極限，就會無視真正的外在危險是否達到足以顛覆其政權的程度，而作出完全非理性的決策。由此可見，自由知識界自我設定的任何底線都不是底線，都不會從根本上保證其安全，更不會對執政者的行動有任何實質的約束力。
說到底，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人具有絕對的安全感，不要說組黨和言論可以獲罪，即便在小康哲學的庇護下發了大財的老板，一夜之間，萬貫家財說沒有就沒有了。一批批不惜花上幾萬美金和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西方的中國人，之所以鋌而走險，根本的原因就是沒有安全感。所以，自由知識界的底線和大小官僚、大小商人的底線一樣，由於都是自我設立的，所以是等質的，只能是權宜之計和得過且過——為 說畢碌募鵲美娑鮃惶旌蛻兇慘惶溜印Ｔ詿艘庖逕希雜芍饕寰⒑陀鎂⒅淶男形絞矯揮懈鏡那穡品灰歡ㄊ且⒌模徊還淺嘰緔笮〉謀礱媲鳶樟恕Ｒ桓魴醋擰白栽嘎糶β羯硪猜羧恕保硪桓魴醋擰奧糶β羯聿宦羧恕保僖桓魴醋擰奧糶κ黨鮎諼弈危宦糶Σ宦羯懟薄？梢運擔蘼氹歉髦中問降撓幸獾陌鐨綴桶鏘校故竊謚貧鵲男財認倫暈一叩目拐咼牽莢謨現髁饕饈緞翁摹壩兄泄厴納緇嶂饕濉保級災泄舐降鬧碚苧砩狹誦韉囊槐省?p> 正是在政治恐怖、精英懦弱和利益誘惑的共謀中，從八十年代就逐漸興盛的經濟的和物質的塵世法則，完全代替了精神之夢和道義之基而成為靈魂的主宰；經濟唯一和利益至上的豬哲學，在反思的藉口下開始了對激進主義的批判和對理想主義的清算，本土化學術的冷漠取代了對自由主義思想的激情，甚至包括被譽為「抵抗文學」的、以對抗大眾文化為主旨的泛道德主義，無一例外地皆以與現存制度的共謀為前提。無論從民族文化的再生或重建的意義上，還是從普適性人性的健全或提升的意義上，九十年代的中國都是醜陋的糜爛的，一種醜陋而糜爛平庸，已經成為時代的醒目標記。
問題不在於物質的經濟的塵世法則本身，因為現代化本身就具有強烈的世俗化取向，韋伯所指出現代理性的「祛魅」過程也就是世俗化的過程。特別是中國人，在經歷了極度的物質匱乏的苦行僧生活和「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毛澤東時代之後，對經濟利益、物質享受的塵世法則的認同，作為普通民眾和人性本身的自發要求無疑是正當的和合理的，曾幾何時，我們連追求世俗幸福的權利都被強行剝奪了，誰也無權再象毛澤東那樣強制性地剝奪普通人對世俗幸福的追求的權利。但是，這種經濟至上的享樂主義在中國精英階層的出現，卻並非生存困境的自然產物，而是對制度化恐怖的人為屈從，對八十年代的批判性反思所遮蔽的，正是難以啟齒或令人不齒的普遍怯懦，是對恐怖政治秩序的逃避和基於精確計算的生存策略。因此，學術話語對思想話語、經濟對策對政治參與、生產力標準對人權標準、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取代，構成九十年代中國的時尚，而在這一切的下面，仍然是強權政治的主宰性的恐怖和收買。
本來，在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已經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的世界主流文明的今天，反對一黨專制應該具有充分的道義資源、合法性和正義性，但是，在大陸，隨著基於道義合法性和全民動員的「八九運動」的被鎮壓，隨著各類精英所造成的道義資源的日漸流失，爭取自由的運動也在經濟的物質的世俗法則或「小康哲學」的主導下，由道義優先變成了純粹的利益優先，連道義與利益的平衡都不要了。無論是動員體制外的民間反專制力量，還是推動體制內的開明改革力量，都必須首先讓人感覺到其既得利益的不受損，這才是底線——不是道義、也不是道義和利益兼顧，而是利益，成為人們衡量一切的底線。一旦意識到投入反專制運動的結果，可能是利益受損，甚至要賠上身家性命，誰也不會再去堅守道義的立場。當一些流亡海外的精英，指責西方政府被中共允諾的市場和定單所收買，置商業利益於道義人權之上時，是不是先該問問我們中國人自己做的如何？在道義與利益的天平上，我們自己更看重哪一頭？難道我們比西方政府做的更好，始終置道義以優先的地位嗎？難道我們不應該捫心自問：「我們自己已經浪費了多少靠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我們的道義品質和政治智慧，是否無愧於我們的前人已經付出的代價與國際社會給予的我們的巨大支持？難道流亡所帶來的安全，沒有使我們自己也在充當這個反人性制度的反面的點綴和裝飾嗎？我們不是也在被迫地為『穩定壓倒一切』的獨裁秩序做貢獻嗎？」
現在的中國之醜陋，恰是極權恐怖之醜、人性懦弱之醜和貪婪之醜的完美結合，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平庸之最。
當然，我不是說絕對沒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敢於捅破那層窗戶紙，如李慎之老人，而是說，李慎之只是極個別的，整體上的自由主義精英不敢學李慎之。我也不是說在這些年中，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無所為，而只是想指出他們所處的實際狀態。這些年，他們在清理歷史、針砭時弊、宣揚自由主義理念等方面，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在余秋雨的文化口紅、陳凱歌的為五十周年大慶拍升國旗的MTV、張藝謀的捐獻希望小學的「政治秀」等民族主義的大合唱中，他們的言論畢竟有激憤之情、理性之明和醒世之效。
「六四」失敗得再悲慘，但是，她畢竟顯示了普通人性的善良、正義感和犧牲精神；畢竟一個十七歲的年輕生命的倒下，喚醒了兩位在中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沉睡的良知、凝聚起受難者群體；畢竟讓人們認清了獨裁政權的本質，不再相信中共統治的道義合法性和意識形態說辭；畢竟造就了公開的、持續不斷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畢竟造就了中共執政以來、第一位為道義而甘願放棄總書記的權力和相關利益的老共產黨人，以及使一大批體制內精英走上叛逆之路；這一切將成為對高貴的自由和尊嚴之激情的永恒記憶；或者說，直到今天乃至將來，她仍然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道義激勵，因為她畢竟為我們這個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嚴、活得高貴的機會。
在人的基本權利仍然可以被強權任意剝奪的一黨專制之下，為了建立一個人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和追求世俗幸福的自由制度，就必須具有基於人類正義的無私和高貴；為了具有免於他人干涉和強制的消極自由，就必須有主動、積極地去做去爭取的自由精神。我們需要麵包，但，作為人，我們更需要自由。那些不甘於豬的生活的人，那些還想以道義的勇氣和智慧凝聚起中國的道義資源的癡心不改者，必須是先天的高貴者，具有面對道義廢墟的近於絕望的希望。(2000年7月3日於北京家中)(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