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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讯】江泽民说现代社会媒体的影响非常大，但他不是因媒体影响大而叫政府及官员做好工作，接受媒体的检验与监督，而是叫媒体支持政府官员，尊重他们的崇高地位，保持稳定。他把新闻自由看作是给媒体的优惠，而不是媒体的权利和检验与监督政府及官员的必备条件。他把支持政府及官员视为媒体的「社会责任」，而不把媒体行使自由、监督政府及官员作为媒体的社会责任。 现代社会动态平衡 和这种媒体观相对应的，是一种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社会观和管治观。领导与官员的权力来源、决策方式、怎样决定社会目标与意义，怎样组织施政，无需小民操心，小民全部信任便成，更不应质疑或挑剔，「没有稳定便没有一切」。这种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社会，三千年不变，宁停滞，不淘汰。百五年前中国突然发现「欧美舰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几乎亡国。 相对于中国这种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一种「多元分化、互动互融」的动态平衡社会。西方就借此在过去一千年超越中国，东方已学了二百年，还在中途挣扎。 中国公开宣称各级官员贪污渎职不处理，可能亡党亡国，但反贪清政用尽方法难有寸进，随经济的增长，毒瘤也愈来愈大，四处扩散。有人要引媒体之力打击贪污，但不敢动。香港几经辛苦，总算控制住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打击与宣传，也不仅是高薪养廉，而是尊重个人，个人自主自生，多元互动，由个体按程序组织新的集体，把集体的公权力信托给官员，按期收回再给，政府只是中立服务角色，开放透明，接受大众和媒体的监督。 毁了香港悔之莫及 香港的自由、社会形态及运作方式，以及港人的生活方式，跟中国大陆对照之下，大量触及中国的老病。这些老病千百年不清，问题积压跟不上时代。现在香港管治的问题，部分来自中国人社会这些积压的老病，不实事求是处理，而求操作上权宜之计压一压，问题累积，下一次爆发时将更复杂严重。 过去二十年，香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不是千亿计的资金，而是经济、金融、法律、廉政等方面的文明理念与概念。中国开放改革二十年创出人类奇，现在已可以直接向西方学习很多技术，但下一阶段的深化开放改革，必然涉及华人再现代化的人文层面问题，就一定要回到香港、参照香港。江泽民观念上把香港转变到中国三十年不变的社会坐标和运行轨，如果真的毁了香港的「类现代」模式，届时悔之莫及。 香港媒体肯定有问题，但仍是在现代社会的常态之内，而且是学习过程中自然现象，要改必须是在现代社会的架构中与标准上改，而非转变到「前现代」权威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架构与标准上。
转自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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